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汉学译名商榷

在国内报刊上,经常出现“汉学”及“汉学家”一类的语词。这是一个外来语,词根源于拉丁文的“Sin货”。该词为早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撰,泛指中国的文、史、哲、经、语言、民族等方面的综合学术。     

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上)

十九世纪初叶,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三书相继出现,在清学史上属于超越学派之争的事件。它表征着十八世纪以来清统治者推行文化分裂政策以驾驭学术文化界的伎俩失效,也表征着十八、九世纪之交学界领袖阮元等调和汉宋的努力,效应适得其反。由扬州学派名士江藩和桐城派文士方东树分别反映的两种学术取向,并没有随着帝国统治的内外危机的深化而消失,反而随着晚清政坛的矛盾加剧,而呈现越发变幻的形态。问题在于清学史的这一页,自清末以来屡遭简单化的处理。不同的价值判断的主观需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别扭曲了历史的事实,无疑只有对原著双方的矛盾陈述进行清理之后,才能了解。本文便是考证当初历史真相的一次尝试。原文较长,本刊将分两期揭载。     

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下)

6 从清学史的角度来看,从戴震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汉学家面对讲道学者的种种攻击,总的说来是采取守势,避免直接论战。江藩二书刊行,才算他们对于这类攻击的首次全面回应。在十八世纪末汉学盛行之际,批判汉学最有力的是史学家章学诚。但章学诚的著作,在生前仅刊行了《文史通议》一部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相对而言,姚鼐的《援鹑堂笔记》、《惜抱轩尺牍》诸集中那些针对汉学而发的言论,虽然远比章学诚浅薄,而且时时散发出骂街臭味,但在结集前早巳在文坛传播。因而,读江藩二书,令人感到意外的,并非他以桐城诸家为回应对象,而是他的回应,同在前的姚鼐、在后的方东树相较,可说是够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俄国汉学研究考略

十七世纪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被动阶段,汉学研究仅是在外交需要下的应急措施,其成果主要是游记和外交日记。十八世纪至1854年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自发阶段,主要是民间和宗教界的部分人为满足交际需要而研究,其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典籍译介。1855年到1917年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自觉阶段,其研究以国家垄断为主,民间及宗教界的研究为辅,由译介转向著述,成就显著,使人警觉:我们对俄苏了解多少?对世界了解多少?     

中法汉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出通检丛刊述评

中法汉学通检丛刊在现代中国古籍索引编纂史上有其特殊地位,至今仍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可惜以前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笔者查阅了通检丛刊原书,阅读了有关的中外文一次和二次文献,并访问了有关人士,在此基础上对通检丛刊作出了如下的评述。     

西方人眼中的汉学

《法国汉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法国远东学院之间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合作项目。已经出版的第一、二辑中收录了当代法国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论文２０多篇,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书中引用了一些现存国外的珍贵资料,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多侧面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九鼎考论

根据文献关于九鼎身世记载的矛盾性,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化发展演变过程,认为＂九鼎＂是层垒叠加而虚构出来的特定器物,并对此复杂而特殊的文化现象背后的古代礼乐制度、巫风文化以及统一观念加以探讨。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别于以往的评价。     

西王母背后的唐代社会与唐代女性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对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该书以晚唐道教仙传《墉城集仙录》和大约500首唐诗为讨论材料,对于同一主题的宗教文本与世俗文本进行对读,发现六朝。以来道教上清派道经对于西王母的改造,已渗透到了世俗文学之中,并使得唐诗中的西王母题材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激情。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宋、元时期泉州著名的穆斯林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中国著名的港口,当时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等纷至沓来。留居泉州的外来穆斯林人数众多,这从近些年来挖掘出土的众多穆斯林墓葬可得到证实。这些穆斯林除了经商,还积极投身当地的城市建设、战舰修造等。大食商人蒲啰辛的事迹说明乳香是当时中国进口的重要商品;尸罗围修建清真寺的事迹反映了泉州与古代伊朗有伊斯兰教上的联系;蒲寿晟撰写的众多诗歌反映了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穆斯林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还隐约折射出其人和其家族拥有的庞大海上势力。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