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论《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格悖缪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从一个本色农民过渡到白鹿原民众“精神领袖”的过程,是他从对儒家“仁义”的企慕叹赏到对自己儒家化身份的寻找、确认与建构的过程。同时,对儒家化的认同与人物的自然人性又无时不在发生着冲突。而人物因为在历史动荡的夹缝中无法保持完美而不得不破坏其自身的完善性,从而形成一种悖缪。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历史小说巨著,小说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为背景,真实地展示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近50年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剧烈冲突。小说中塑造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悲剧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冷漠残酷、灭绝人性的一面。作者以他对旧时代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深刻把握,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民族秘史中的人性放纵与毁灭——白鹿原上论小娥

在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田小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人物＂,但又是形象丰满鲜活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作品中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其在《白鹿原》这一部＂民族秘史＂中的人性放纵与毁灭,充分显示出封建家族文化境遇下的中国女性命运是何等的悲惨。若对其悲剧命运加以具体展现与冷静审视,不难发现田小娥这一女性形象背后所负载的文化价值内涵。     

《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白鹿原》深厚的历史生活描写、深刻的文化思考和人性揭示,使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当我们把《白鹿原》视为一部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时,小说承载的中国故事,就成为读者不断进入历史想象的生发点,而在作家"希望达到而未曾达到"的文本之间,又潜藏着批评家和研究者多向度阐释的种种可能。这既给了我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诸多启示,也给了我们有关中国文学未来命运的深远思考。     

批评歧见与文本矛盾--《白鹿原》文化研究论衡

<白鹿原>的环境、情节、人物均"文化化"通过淋漓尽致的民情风习、神话传说、村社建筑和日常生活描写营构了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文化环境;将传统文化内部正负优劣冲.突、个人本位文化与阶级本位文化冲突浓缩到白鹿村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形成辐射状结构网络;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以及鹿子霖等传统文化人格,鹿兆鹏、白灵、鹿兆海等现代文化人格,黑娃、田小娥等游离、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至真至情的人格,藉以打开民族文化库藏.小说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主题展开,感情与理智不完全统一,感性状态的描述与理性状态的思考存在某种悖论,思想意蕴广博、深厚、复杂、纷繁,给批评家提供了宏阔的解读空间.文本矛盾合成<白鹿原>的文化内涵,批评歧见合成<白鹿原>的价值论定.     

天使与祸水——《静静的顿河》、《白鹿原》与《羊的门》男女关系模式散论

从文化、心理、叙事学多重角度比较、阐述《静静的顿河》、《白鹿原》、《羊的门》三部作品的价值立场、审美取向,中俄女性不同的命运轨迹,探讨女性本体存在之于文学的意义。《静静的顿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人道主义传统,女性作为博大奇美的生命存在,与男性的雄强犷放之美相互依存,构成浑然天成的世界图景;而《白鹿原》与《羊的门》则受制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男性偏见,表现的是扭曲变形的人性,女性沦为诱惑者、抽象的原欲象征符号,男性也因此失去生命根基,世界因而发生畸变。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

本文认为，从文化的角度，通过家族史的变迁，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百年历史，反思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即再启蒙，是《白鹿原》立意之本；而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了礼教吃人、政体腐败、民众不民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漫漫，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撼人心魂之所在。     

从男权主义看《白鹿原》中的家文化

男权主义对封建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白鹿原》中的"安土重迁"思想和"忠孝"观念都与之相关。对男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起着重要作用的"孝"与"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小说中也有明显体现。     

鏊子·白鹿·砖塔——《白鹿原》思想意蕴新论

《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作品中多次出现三个意象———鏊子、白鹿和砖塔。鏊子暗示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和思考。白鹿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精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砖塔则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宗法文化就是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无形的砖塔     

《白鹿原》的历史感

审视历史本体的危机，反省历史的真伪，探索历史的诗意的存在，这就是《白鹿原》的历史感。作者陈忠实以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与否作为考察的立足点，在作品中复制了两种区域文化范型，一种以白鹿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种以滋水县为核心的现代城市文化。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都折射出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两种文化的嬗变与碰撞，都是作者捕捉的灵光。超越现象的骨架，还世人以清晰、明亮的“历史”概念，成为小说创作的宗旨。象征秩序的确立选择白鹿原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正如陈忠实在《桥民间文学集成·序》中所说，是因为“这块土地既接受文…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历史小说巨著,小说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为背景,真实地展示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近50年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剧烈冲突.小说中塑造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悲剧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冷漠残酷、灭绝人性的一面.作者以他对旧时代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深刻把握,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     

《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中心

文学是“人学” ,《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心灵秘史”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其上升到文化原型符号的高度 ,揭示人类个体人格发展中的悲剧。其中白嘉轩、鹿子霖的人格悲剧是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悲剧 ;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当今个体人格的的健全发展具有一种人格治疗学意义 ,从而形象地印证了“文学是论心的工具”这一论断。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白鹿原》的性文化意蕴

《白鹿原》的性文化意蕴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吕美生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着中华文化的批判和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之双重任务。面对着中西文化交汇和古今文化位变的“合力”所造成的心理震荡和精神困扰这些严·２７·峻的历史符咒，我们从性文化意义解构...     

冷、贪、毒、变——白孝文形象分析

阅读《白鹿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苍凉浑厚的历史意蕴和富有独创的艺术魅力。它展示了一个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古老的白鹿原伫立于关中大地,清末民国到建国之初的五十年,时代的风云在白鹿原上演。辛亥革命的风暴,国共合作的历史,大革命的风云变幻,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解放战争的电闪雷鸣,书中都有正面侧面的描绘。作者叙写历史事件,决不游离于人物自身性格,不游离于凝注着传统宗法文化的白鹿原。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经历如同鏊子上烙烧饼,翻了无数遍,翻出了血肉分明、经历独特的人物群像。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人格面具膨胀的启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符号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性形象,鹿子霖是一个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交接点上市侩实用主义的符号性形象;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鹿子霖则以他“鹿乡约”的人格面具换得人前风光人后风流。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人格面具膨胀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象征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悲剧历程,具有个体人类学的符号象征意味。     

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

本文试图论述《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文章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过份地美化了小国寡民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农耕个体经济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农耕文化；认为这正是《白鹿原》创作主体没有用先进的当代意识进行创作，而是用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观照写作对象所造成的；文章还分析了作品中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男权中心主义，以及作品中的迷信色彩，认为这些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