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的无为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无为论 ,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 ,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 ,就是“各当其分” ,各在其位 ,位称其能 ,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 ,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 ,不应以一己正天下而应任物自得 ,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 ,是郭象玄学的终极价值理想。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 ,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 ,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 ,就能复归于和谐。     

论玄学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如果说儒道两家在养生伦理问题下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那么玄学家则是把此两种对立的伦理观加以调和与综合。一方面,玄学家吸收了道家的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思想,把养生、珍生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从而提出全生葆真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夫养生非求过分,盖全年而已矣。”(郭象:《<庄子·养生主>注》)也就是说,养生是为了身心两全,亦即是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这诚如嵇康所说:“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养生论》)。不仅如此,玄学家还提出了生命永生价值,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本来,神仙之说是道教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原只是一种幻想,不可据信,然而嵇康等玄学家却以此为真。他们指出:“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论,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世间确有神仙存在,人们只要经过“导养”,可以达到神仙的境界,即可成仙。“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上获千余岁,下可     

应当重视郭象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意义

郭象上承老庄,兼综儒道,开启佛禅,不仅以其对“无心顺有”、“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创造性阐发,而且以其对“个人”的关注在 国传统审美精神的发展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而在当代中国美学史研究中,郭象却长期受到落与遗忘。对郭象美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克服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使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遮蔽日久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从而再现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真实全貌。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从人生论视角看郭象玄学体系

由人生论视角发现郭象玄学体系起于独化而终于逍遥。独化是为宇宙万物生成之终极理则,性分联结独化与逍遥,为整合名教与自然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逍遥筑基于性分之上,其精义乃为“因顺必然就是自由”。自由与自由的否定在逍遥论中相互缠绕,体现了整个重学探讨人的独立与人的自由问题的理论困境。     

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郭象思想中的养生之"德"

郭象以"中庸之德"为养生全性之宗旨,把庄子"缘督以为经"的养生思想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的思想联系起来.郭象所谓"中庸之德"是针对"性分"而言,心与身相对?不以"择善"为"德",在郭象看来,以身殉仁或贪生害仁皆非任天命之自当,养生之本在于内保其"德",内心"知足""常适"则福应其身.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论郭象哲学思想的扬弃问题

郭象以“独化玄冥”为命题建构了庞杂的唯心主义体系 ,作为魏晋时期的特殊哲学家 ,他的唯心主义杂质及错误的社会观应予摈弃 ,而其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必须肯定。郭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论支遁

本文抄撮史料，寻比按证，重新探讨了支遁的即色义、逍遥论以及名士风度问题。指出：即色义的理论基础并非因心起色，而是因缘起色；逍遥论作为“新理”超越向秀、郭象，乃在于增加了玄学理论内部的张力；而名士风度，则实为大乘教理实践的必然结果。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嵇康之养生论美学批判

嵇康之养生论美学是魏晋玄学的独特表现形式。美是绝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感性显现,嵇康对自由作为本真存在的界定受到中国传统实在论(天道观)的影响。嵇康的养生论美学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天道自然与本真存在之决定,天道是自由作为本真存在的实在论基础,对天道之分有也是实现审美还原的内在依据。其二,纵情失度与人生在世之解构,以过当之人欲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实存境域,也是审美还原的现实依据。其三,导养以理与审美还原之进路,导养以理的本质内容是激活本有皆有之本真人性以收敛现实人心并最终实现存在方式向本真存在的还原。其四,任心通物与终极境界之呈现,任心通物既是天道作为终极实在的内在规定,也是美作为终极存在的感性显现。最后,自我分别与养生论美学之囿。本质来说,天道是自我意识的主观建构,天道之虚妄性决定了嵇康美学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并直接决定着养生论美学在本真论、在世论、还原论和境界论诸维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论嵇康及其养生观

晋代嵇康提出养生必须“导养得理” ,强调形神兼养与防微杜渐 ,并要持之以恒 ,方可延年益寿。其论确有参考价值     

道家养生思想及对现代健康观的启示简

中国道家养生文化有着悠久历史,通过对道家养生不同流派的解析,阐述杨朱“顺性命之理”、“贵己乐生”和“全性保真”的养生思想,老子“顺其自然”、“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思想,以及庄子从生理层面的“依乎天理”到心理层面的“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再到精神层面“心斋”、“坐忘”养生的最高境界。指出“顺应自然”、“贵己乐生”、“依乎天理”、“惔而无为”等道家养生思想,符合现代健康观的需求,为现代社会培养正确的健康观提供了借鉴。     

给市场装上“心脏”和“大脑”──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复杂的道德现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所谓“滑坡论”与“爬坡论”的评价冲突，根源于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所严生的正负效应。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不能自觉地去克服其自身的弱点所带来的对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但我们可以给市场装上“心旺”和“大脑”，使之朝着促进道德进步的方向运作。     

论阳明精神

文章从阳明“心”即“理” ,“知行合一” ,“良知” ,“致良知”论思想体系的一个侧面讨论了阳明高扬自我 ,著实体履 ,铁肩道义 ,人 (仁心 )与自然共为一体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