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初识

国内学术界迄今认为,犹太古典文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首次对一部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予以评介,认为这是一部雄浑、悲壮、自豪而充满自信的历史剧,它艺术地展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意义;其戏剧艺术主要得益于典范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剧作家以西结有意识地遵循舞台演出原则,把《出埃及记》中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在幕、场的设置,诗韵的运用等方面对古希腊戏剧既极力模仿又有所突破,大体做到了“犹太躯体与希腊服饰”的合一。     

“戏剧”考

在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上 ,“戏剧”一词有其原初意义和语义流变历史。这一事实却为2 0世纪的戏剧史研究者所忽略 ,因而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考索不能全面揭示中国古典戏剧的性质。“戏剧”与“戏”、“剧”等词一样 ,具有“扮演”与“游戏”两大意义项 ,但是 ,历来的戏剧起源研究者都关注“扮演”的意义项 ,并由此为中国戏剧溯源 ,而忽略了“游戏”的意义项。这种溯源实际上是在演绎“艺术起源于歌舞”的艺术观念。中国传统的文艺功用论 (诗教 )、 2 0世纪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文化语境激励着 2 0世纪的戏曲考原者选择“歌舞说”而放弃“游戏说”。“戏剧”的“游戏”意义项正是“戏曲”概念所没有的 ,“戏剧”概念因其巨大的包容性而更能体现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形态     

交互决定论——关于个人、行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社会学习说

从社会学习的角度来看,心理功能是个人、行为和环境决定因素三者之间的连续交互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交互”一词是指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狭义地表示相似的反作用或相对的反作用。交互决定论试图把个人的决定因素和环境的决定因素结合起来,并把行为说成是这两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研究这一范例中的行为决定因素时,个人的反应是根据不同的情境条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写作与应酬略论

历史的发展,不断丰腴、更新着写作的观念。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愈来愈表明:写作,不仅是一种个人技能表现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应酬的行为。社会越是进步,各种行为之间也越是联系紧密;甚至相互作用,彼此渗透。因而,在研究写作这一行为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写”与“作”的范畴,而要拓宽视野,从其“应酬”的社会性来认识。基于此,将写作与应酬二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衡量,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一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社会环境中的一个分子。任何一个分子都离不开其他分子而单独生存。交     

“元戏剧”与斯托帕德的艺术观

本文试图借助霍恩比的元戏剧理论,从“戏中戏”、“元评论”、及“自我指涉”三方面具体分析汤姆·斯托帕德所采用的元戏剧手法与他本人艺术观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斯托帕德借助元戏剧手法,消除舞台幻觉,促使观众主动参与戏剧意义的建构,从而达到宣扬他自己艺术至上戏剧观的目的。     

应当怎样理解“前因后果”——与陈昌曙同志商榷

<正> 前因后果,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是因果联系的一个特点。对此,陈昌曙同志的《前因后果说质疑》一文(见1981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陈文)提出了异议。陈文认为,“前因后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困难的。”有哪些困难呢?陈文讲了三点。我想仅就这三点谈点不同的看法。第一、陈文认为,“因果关系是表示相互作用的范畴。既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总有相互间的某种‘接触’。如果只讲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分为一前一后,不讲二者的接触,怎么谈得到相互作用?……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讲不通的。”这里,首先应指出,这段话前后偷换了论题。先说是“事物之间的作用”,因果关系是表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范畴,紧接着又说,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悄悄地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偷换为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把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回事,由此才导出所谓“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     

试析早期谢林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观的差异

学界通常认为,费希特和谢林（在前者的影响下）都是在其哲学的起步阶段就建立了一种关于“绝对自我”的学说。本文试图表明,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从“经验意识的事实”出发,并没有真正建立绝对自我;反之,谢林的原创性体现在,他从一开始就依据概念分析而确立了自我的绝对者地位,从而真正第一次建立起关于“绝对自我”的学说。     

《伽利略传》结构艺术管见

《伽利略传》是德国戏剧家贝托特·布莱希特的代表作,它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这位戏剧大师的戏剧思想和艺术风格。本文拟就编年史的结构风格、娴熟的“对置”技巧和微妙的“间离”效果三个方面,谈谈我对《伽利略传》结构艺术的粗浅认识。一布莱希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人们认识和观察社会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镜子”的戏剧,必须适应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把科学的方法运用到戏剧中来。在戏剧中,具体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唤醒观众批判地对待舞台上的事件,使他们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思考人生。在这个美学原规指导下,布莱希特汲取了东西方戏剧艺术结构的优     

戏剧中的吃喝

“民以食为天”。“吃喝”,因其事关人生“第一层次的需要”,所以在中国的戏剧艺术里也不免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刻画人物、推进情节的一种手段。中国戏剧有别于欧洲传统戏剧之处,即在于艺术表现上的写意传神性,在这一艺术准则的规定之下,“吃喝”这一平凡的生活行为搬上舞台后,表     

表达与被表达的相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屯堡文化

作者根据自我优势和社会需要的可行性原则,选择安顺屯堡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问题,是因屯堡文化及相应表达途径、研究方法更宜于作者实现个人创作价值与目的,而所有方法旨归于作者的自我追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屯堡文化承担起面向读者展示作者研究水准、学术志趣甚至精神思想的任务,与作者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反身性”关系。通过研究可知,“安顺”这一命名具有介入传统旨趣的复兴门径的作用;而“踩财门”等祭祀祈福仪式中戏剧人物身上发生的功能置换从而使其具有“元戏剧”特征,这打开了阐释屯堡文化的另一种路径;对屯堡文化生态意识在贵州乃至中华文化生态链条上漂积与演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构成以及在新时代流变形态的寻求等,既展示出作者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作者知识体系的审察与修正。从方法论层面来探讨安顺屯堡文化的“元戏剧”“活态原典”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多民族文化良性互动并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方案和路径。     

“戏中演说”成因考论

＂戏中演说＂出现于风云翻涌的中国20世纪初近代早期戏剧舞台,其产生一方面满足了当时时代境遇下的社会民众对新思想新思潮的饥渴,另一方面日本的壮士剧和书生剧中直抒胸臆的演说形态也受到了早期戏剧实践者的直接模仿与效从。同时,在戏中演说这一独特的戏剧形态中,也蕴藏着中国传统戏剧在观演直接交流的欣赏习惯下,戏剧教化观的历史沿革。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权力无缝隙监督

<正>民主形态的确定,跟民主监督形态的确定,是内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新概念,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得到系统阐释,并被确认为中国的民主形态之际,那么相应说来,权力监督的理念也就需要刷新。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民主不是实行民主的掌权者和潜在掌权者的一种自我封闭、自我接洽、自我评估的行为方式的话,则民主必须是开放性的、相互性的、互鉴性的行为模式。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定位,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语言新论

探讨语言问题局限于从语言本身寻求答案,是把语言孤立起来进行纯语言研究造成的后果,这就势必留下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有的学者喜欢用“约定俗成”来应付说不清楚的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不妨这样设问:特定的语言现象为什么要这样“约定俗成”而不会那样“约定俗成”呢?生态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现象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如果不在语言内部就一定存在于与语言密切联系的环境之中。语言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语言从产生起就注定与环境同在。没有脱离环境的语言,也没有抽象的环境。语言与它所在的环境整合为生态语言系统。     

戏剧叙事学刍议

戏剧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很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人类文艺史上历史形成的口头叙述、文本叙述 (或称笔头叙述 )、舞台叙述和镜头叙述等丰富的叙事形态 ,实际上早已为这一学科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和现实依据。它以文本叙述和舞台叙述为基本叙述方式 ,以戏剧的叙述性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对象 ,以“潜在的戏剧叙述”、“显在的戏剧叙述”和“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为其研究的基本理论构架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代美国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创作

２０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成为美国知识分子反对剧坛商业化倾向,推动戏剧改革的武器。贝拉斯科为代表的注重技术细节和舞台装置真实感的“旧现实主义”,奠定了百老汇专业戏剧的格局;奥尼尔、莱斯等人继承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的社会批判精神,以社会问题剧为主要表现形态,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时代,直接影响了战后阿瑟·密勒等人的戏剧创作     

善恶观:可欲为善、公意为善

善恶是人类价值的基本形态。扬善去恶是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然而,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善恶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品质或属性,善即理性、利他之举,恶即欲望、自私之举。其实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量的。另一种历史上流行的观点是用苦乐定善恶,认为善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行为,恶是给我们造成痛苦的行为。其实这也经不起推敲。苦乐与其说是善恶的决定者,毋宁说是美丑的决定者。事实上,善恶是由包含私欲的社会公意决定的,满足者为善,背离者为恶。人类有超越历史和国家民族的社会公意,这就构成了善恶的普适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公意,这就决定了善恶的相对性。     

“他性”之维:论戏剧《维纳斯》和《在血泊中》的“他者”形象与建构

“他性”是美国当代杰出戏剧家帕克斯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维纳斯》和《在血泊中》即展现了种族和性别维度上的“他性”。非裔女性由于人性和性格弱点以及主流社会的合力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命运,成为黑人社区和白人社会双重视阈下的他者和受困者。而舞台演员、剧院观众和戏剧读者共同见证了这些非裔女性形象的生存困境,于是她们成为“他者”和面对“他者”的二元性在剧中得以凸显。帕克斯戏剧通过揭示非裔人物他者形象的呈现与构建,以期引起人们对非裔女性生存境遇的广泛关注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真正的种族和性别平等。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