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

<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放逐“为主题,对处于边缘文化的同性恋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群由孩子、老人等弱势群体所组成的同性恋边缘人被社会和时代放逐的悲剧人生.这种关注是白先勇创作视点的一次转移,虽同样是放逐主题,但他所关注的放逐对象已由普通大众转向了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与边缘人.通过对弱势群体这一边缘人的关注.作品的批判指向由人向社会转移,由此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既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多丽丝·莱辛小说中边缘人的社会写真

作为一名坚持文学社会功能的作家,莱辛的文学创作一直直面现实,关注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边缘人物。莱辛代表性作品中不同的边缘人书写有：非洲殖民地黑人﹑白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孩子对家人﹑社会关爱的渴求;及老年人生理﹑精神关爱的双重缺失。莱辛对不同层面边缘人的社会写真彰显了她的文学道德和责任感。     

边缘思维与新闻的延续和深化

文章认为整个采写新闻的过程是一个新闻思维的过程 ,而且新闻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边缘思维。这是作者多年记者生涯实践中 ,始终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时 ,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     

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边缘性和地域性——以王超2006年编导的《江城夏日》①为例

包括《江城夏日》在内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对社会边缘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对中国电影表现社会主体人群在传统上的恢复,也是对当代原生态文化的直接展现。他们对地方方言的引进和大量使用,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地域性和地域文化,以影像留存的方式,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宝贵的可再生资源。     

解读《牛奶与蜂蜜》中的边缘文化符号

《牛奶与蜂蜜》是20世纪澳大利亚女作家伊利莎白.乔利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符号,通过小说中移民、女性和疯癫这三类边缘人的符号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边缘人生存状况的关注,边缘人不应当被人们看作一种怪物和耻辱,他们也是真正的人类,需要人类的真诚的关怀,生活在中心的人应该肩负起保护弱势群体尊严的责任,这是一种必然的超越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后现代趋势。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高危弱势群体的社区照管：理论与经验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而高危弱势群体,包括药物滥用者、刑释解教人员、"三失"青少年等,因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更值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社区照顾理论及概括上海预防犯罪工作体系建设经验基础上,认为上海针对高危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处遇方式,实质上是在探索和构建一种新的社区照顾模式。总结和概括上海针对高危弱势群体的社区照管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构建和谐社区乃至和谐社会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准弱势群体":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的再思考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从全国来看,弱势群体的形成有其共同特点和原因,就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又有所不同.它具有"准弱势群体"的特征,这种特征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特定的背景和深层的社会原因密切相关.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弱势群体,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体制改革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利于利益均衡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构建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自主、理性、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进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走出对弱势群体认识的误区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分化速度的加快,弱势群体问题开始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许多地方已经启动了"帮扶弱势群体工程".但在对弱势群体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出现了诸如"顺其自然论"、"无关大局论"、"能量有限论"、"价值弱势论"、"救助脱贫论"和"单靠政府论"等对弱势群体问题的简单、模糊和片面理解,澄清这些认识,既有助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改革的认识,及时调整现行政策,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由弱势者变为野蛮人的思考——从希斯克利夫的复仇探讨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介绍分析了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性格转变的成因。从低下的经济地位,来自于周围人群的漠视及被背叛的爱情三个方面,探讨希斯克利夫变态心理产生的根源,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复仇者的形象及其所隐含的时代因素,并由此讨论其所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心理需求,呼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施玮小说《放逐伊甸》解读

《放逐伊甸》再现了诗意的20世纪80年代向功利的90年代演进的过程,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时代所裹挟、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艰难历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被灌输"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肩负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被铸就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体系,但在社会价值体系被颠覆下的时代,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与裂变,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必然?是一类人的性格悲剧,还是社会历史的悲剧?较之于同类题材的写作,作家的海外身份与哲学、宗教意识观照出了哪些全新的意义?新世纪前十年早已过去,以上问题仍没有答案,反而生发出了更深的意义。     

高校社会工作与大学生弱势群体关怀

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历经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而现有资助体系对解决大学生弱势群体问题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迫切需要在高校中引入社会工作机制来化解大学生弱势群体问题.     

自我放逐以证不败——《老人与海》所体现的自我放逐主题

自我放逐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中深刻的体现了这一主题,老人桑提亚哥背向世人怀疑的目光,毅然地驶向深海,体现的正是自我放逐的精神。在孤独的向自然抗争的过程中,老人用无比的勇气证明:人可以被打倒,但却不可以被打败。     

厄秀拉·勒·魁恩《被放逐者》的乌托邦世界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被放逐者>是一部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首先,从"含混"的乌托邦角度,在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主流意识的乌托邦社会中,再现了理想主义和人性的冲突、默许的政治权力与个体的创造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含混"的社会地位和结构下完美乌托邦蓝图的脆弱.其次,在政治视野中,乌托邦的激进思想、个人痛苦、政见纷争、军事对抗、群众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政治实践使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设想.最后,从乌托邦的真实根基方面,作家所追寻的是一种现实世界之上的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它代表了自由主义美国梦的乌托邦社会:最小化的政府,个人自由,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生产及消费.这就是勒·魁恩的乌托邦世界,它与任何"完美性"相去甚远.作家只是将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反思,揭示作家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铁屋子"变奏曲——论现代作家笔下的家族景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家族批判"是一个经典性的主题,作家们批判家族是基于改造社会的巨大热情,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叙事型作品中的"家"依次成了"个性解放的障碍"、"革命的异物"、"抗战的阻力".作家由批判家族从而批判一个制度,一种文化,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救世情怀.     

边缘人物的悲惨命运——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解读莱辛小说《野草在歌唱》

《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玛丽的悲惨命运,揭露了殖民罪恶、种族歧视和父权制无疑是造成玛丽悲剧的主要根源.小说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种族主义、叙事学等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本论文将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解读《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分析作品中边缘人物在男权社会和种族思想下所受到的极端压迫.     

都市悖论下的人生困境--论安妮宝贝小说创作

安妮宝贝是网络文学界最近以来颇受瞩目的作家,其带有类型化作品构架中,蕴涵着一个共同的创作主旨,即表现都市的悖论和边缘群体的人生困境,这一主旨反映了她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所独具的困惑和思考.     

莫言与莫里森的对话:“黑孩子”的自我建构

对权力话语凝视下"边缘人"自我建构的深刻体验,是莫言与莫里森两位著名作家共同关注的文学主题。他们的成名作既是对其幼年被边缘化刻骨体验的诠释,也是对他们人生理念的诠释:个体建构自我不应受制于权力话语的凝视,而应该从自我的独特存在中发现普遍性价值,从而完成自我实现。这对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体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正义?——I.M.扬的政治哲学探究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I.M.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论等资源的批判与借鉴中,其正义理论经历了从阶级的去中心化到经济正义的去中心化,从身份政治的去中心化到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于批判反思中,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其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