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日宣战问题评析

德黑兰会议前后,苏联承诺参加对日作战是为争取美英早日开辟第二战场。随着欧洲战争形势的变化,苏联实力地位的提高,对日宣战成为其争夺远东利益的筹码。原子弹的使用,才使苏联迫不及待地最终宣战。     

《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与荷马史诗中的诅咒间性问题

诅咒既是一种人文现象,又是一种艺术手法。诅咒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和反制利器在印度两大史诗和荷马史诗中具有很强的主体间性,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学术关联性。就其互文性或家族相似性而言,其主旨在于充分伸张社会正义和审美正义;就其互异性或差异性而言,荷马史诗中的诅咒是一种显性进程,印度两大史诗中的诅咒则是一种隐性进程。诅咒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印度两大史诗和荷马史诗中也具有很强的主体间性,或学术关联性。就其互文性或家族相似性而言,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意味;就其互异性或差异性而言,荷马史诗中的诅咒手法侧重于谋篇布局,印度两大史诗中的诅咒手法侧重于推动情节发展、增强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诅咒主要是一种巫术残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巫术的一种质的升华,是一种整个都被充分神化了的、极端主观化了的、刹那间就能"把主观等同于客观"的极端人文现象,夸张的意味很浓,以至于最后成了迎合公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手法。其文化根源主要在于公众长期以来恒定的审美心理和道德需求的根深蒂固,其社会根源主要在于公众自古以来对巫术传统的潜意识认同和普遍接受的朴素心态。     

一位日本女兵的中国情

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日本国。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苏联红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白天苏军飞机狂轰滥炸,晚上苏军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手段选择及对社会信用的影响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表明了中国政府向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宣战的决心。但就其选择的“债转股”动作手段而言因其目标的双重性 ,给具体操作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 ,有的问题如不能妥善处理还会给社会信用带来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初步的分析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问题经常吸引苏、美、英三大国的注意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英国曾要求苏联立即参加远东战争 ,美国政府则希望 ,依靠苏联的帮助大大减轻自身在对日战争中的负担和损失。经过德黑兰、雅尔塔会议上的长期讨论 ,三大国首脑最终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于 1 945年 8月对日宣战 ,并在战后扩大了它在远东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已 55年 ,然而苏日两国有关千岛群岛的领土争论却遗留至今 ,并成为俄日两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     

从《时文蠡测》看袁守定的八股文观

袁守定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精于术数、吏治之法。就其文学思想而言,影响较大的多部文论史著作都没有袁守定之名,但时下已有学者就其对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断作过专门探讨。相比较而言,袁守定最为人忽略的莫过于其八股文思想,他在《时文蠡测》中对八股文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同八股文的正统地位及教化功能,推崇"清真雅正"的文风,强调八股文的文品与写作者人品,追求自然的篇章结构,批评当时不良的学风。     

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秘密协定

1985年2月11日,是美英苏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四十周年。在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中,由于长期受苏联史学著作以及“左”的思想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很少作深入研究。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有一个时期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把它看作“禁区”。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课题的教学中,盲目地美化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其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对苏联说来,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远东战略的一个侧面。本文试图对日苏中立条约、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为什么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的史实,作一系统评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和《史料与史学》中,主张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他一直坚持着。其《中国史纲》一方面使用大量史料,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史料学派＂在学理上有一致性,就其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关系而言并无二致。＂史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进化论,其成员多为学院派学者;后者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其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成员则系革命家。     

美学理论观照下的《静夜思》两译本分析

我国翻译史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翻译美学的讨论,讨论翻译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文章旨在通过对《静夜思》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阐释翻译美学理论是如何指导翻译实践的。     

苏共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及其民粹主义思想根源

长期以来 ,苏联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始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更不是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时期 ,而是始于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对俄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 ,就其实质而言 ,是对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 ,就其思想根源来说 ,则是俄罗斯传统中存在的民粹主义     

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事件的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学家以“九·一八”或“七·七”作为二次大战起点的提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二次大战开始日期应为1939年9月1日,尽管英法对德宣战是9月3日,理由是: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时,即已准备进行世界大战。文章还认为中国史学界从六十年代以来有意贬低苏联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负面作用

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就其作用而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援助了中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积极的和主导的一面。这一方面人们的论述已经很多。另一方面,它引起或加剧了我党内斗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是消极的一面.这一方面还很少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就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负面作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单就其诗学意义而言,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层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法律问题学术研究现状及评析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如何处置核污水成为焦点问题。日本政府于2021年4月13日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通过近岸装置将核污水排入海洋,并于2022年4月25日进行相关施工准备。本文主要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件进行跟踪,并就其涉及国际法问题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结果发现,该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也对此予以关注,尤其以韩国学者居多,表明我国和韩国作为周边国家对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予以严重关切。但就其内容而言,国内外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并无明显差异。此外,国内学术研究在应对该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化综合性研究、应对策略可行性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交往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的推动力,是世界历史性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交往思想。就其深层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立足实践,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交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薛宝钗的功利主义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最富有个性特征的典型的艺术形象 ,但就其最本质的思想性格而言 ,则是强烈的功利义义 ,上至贾母、王夫人 ,下至丫头婆子 ,都变成了为她服务的工具。其为人处世一言一行 ,无一不是这种思想性格的外化表现     

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

赵贞吉不仅是明代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亦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和理学家。就其学术思想而言,早年沾溉阳明学说颇深,其思想倾向应属王门心学系统无疑。时下研究赵氏之专著不多,其代表作《赵文肃公文集》屡经翻刻而得流传至今,嘉惠士林。本文拟就赵贞吉之宦履行历及著述作一探述,以见其在明代学术思想界及政治领域中之显赫地位。     

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对日宣战原因辨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局部抗战开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 ;194 1年 12月 9日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为什么不对日宣战呢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日本未宣战 ,对英美的依赖和“安内”问题。基于以上错误认识 ,国民政府便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 ,在日军的侵略面前 ,错误地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本文拟对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对日宣战的原因作粗略分析     

浓缩洗涤剂更绿色环保

正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2014年我国的主题为"向污染宣战"。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4日上午发布的一项浓缩洗涤剂生命周期评估报告显示,相比普通型产品而言,浓缩洗衣粉、洗衣液可以分别减少550千焦、270千焦能源消耗。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此次对市场上的普通型和浓缩型衣用洗涤剂(洗衣粉和洗衣液)进行了生命周期评估。结果显示,浓缩洗涤剂在所有的环境影响方面都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思考

从今年初开始,以新企业法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法在苏联生效,改革出现了新的局面,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也进一步深入,受苏联改革的影响,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似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改革无论就其动因而言,还是就其结论而言,都不能把它说成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它包括不时出现的各种趋势,是社会体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是基本部分,现在也依然如此。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提出这种“体制革改”的课题大致上是在50年代的后半期,但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体制改革都有着复杂的内容和性质,是在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进行的,经过30年的历程,现在似乎正朝着探索新型“体制”的方向迈进。笔者在把苏联的改革当成是探索新型“体制”来看待之前,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尽管现在还尚未到可以确定改革的深度的阶段,但仍有必要对上述考察的框架进行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