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论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其司法化的实现对于中国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在刑事司法上并未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实现司法化,需要在刑事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技术等方面实现司法化.     

罪刑法定在我国的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法治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表明: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罪刑法定的宗旨在实践中就无法实现,所谓罪刑法定也就可能只具有符号意义。要建立起真正的刑事法治,我们必须注重原则以外的制度建设,建立法官能动的刑法适用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是常态的,这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因此,弄清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在运行上存在的缺陷和运行的原则,构建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行政权威及其尺度

我国继SARS、禽流感之后又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狂犬病疫情袭击。在这些事件的应对中,政府权力行使所暴露的缺陷依然如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必要性,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必须树立民主与权威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同时,必须根据权力法定、权益保护、公共评价、比例原则和制度体系这五个因素来综合制定评判标准以明确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多重视界

用司法权来监督行政权是现代各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能力取决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建构,在一般性的理解中容易把法院受案范围的大小作为衡量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的唯一标准。而事实上,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确定,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标准以及诉的形式和种类等也是考查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能力所不能忽视和缺少的视界。     

浅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是刑事法治的核心理念,它被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最精辟的总结,文章将解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论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与合法化

刑事和解的兴起是21世纪初年中国刑事司法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实行刑事和解并不会导致私人复仇的泛滥，也不能说搞刑事和解就是国家推卸责任。刑事和解不仅不违反罪行法定、罪刑均衡原则，而且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正义的精神相契合，刑事和解的兴起并不会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刑事和解也有缺点和局限，弄不好会削弱对犯罪的预防，诱发新的司法腐败，故必须通过相关技术设计来实现其合法化。如何做到既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又将其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乃是立法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从理论上看,新公共管理有七大原则;而从实践上看,它有五大模式。从公共行政价值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追求效率和目标的西格玛型价值;从公共行政传统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一种威尔逊传统和杰佛逊传统的综合;而从公共行政范式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最新的范式变迁。新公共管理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责任体制。因此,公共行政的发展应当整合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积极贡献。     

公共化的设计--谈城市公共雕塑与环境

城市公共雕塑注重与公众的互动、与环境的协调变化 ,它是根据艺术家的想象力和环境空间的诸因素 ,合理地进行构想设计 ,创造出一个与公众环境互动协调的艺术空间来 ;同时 ,强化环境的特质 ,激发环境的生气与活力。城市公共雕塑与公众、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城市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公共行政中的公共事务界分

公共事务是与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相联的各种活动。公共事务属于社会事务的范畴,它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共享性和非营利性等基本特征。公共事务的范围界定标准是多维的。社会公共需要是界定公共事务范围的根本依据。公共事务的内部结构可分解为不同层面或部分。     

论公共利益的公法保护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研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公权力侵犯的事例屡屡发生,而各种防控措施都要么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要么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建议应以法律手段为主,而不应以政策等手段为主,应以程序法为主,而不应以实体法为主,来保护公共利益使其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并科学理性地制订保护公共利益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论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

本文从公共生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探讨公共生活与公共精神、公共信用的关系,探索“公共本位”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路径。     

哈贝马斯:公共关系、商业广告与公共领域的变迁

哈贝马斯首次从公共领域的独特视角对商业广告和公共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广告基本上是一种销售工具,公共关系可以制造、巩固品牌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其错误则在于,他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质的差别,并确信公共关系会导致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其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     

公众参与:新时期舆论引导的正确选择

当今世界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观念日趋多样化,大众传媒通过"单向意见整合"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可能,变革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势在必行.沿着历史文化脉络考察可以发现,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源自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方式.还话语权予社会公众.让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是传播社会学中"社会参与论"的题中应有之意,社会调查也表明这种舆论引导方式更为有效.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既与以共同体自治为特征的良好治理方式相适应.又与发挥公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中央精神相一致,并与互联网带动下的交互式传播潮流相契合.因而是新时期传媒的正确选择.     

公共危机管理与公信力关系分析

文章从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责任的角度,通过对公共危机管理内容及政府公信力概念及评价标准的论述,以危机管理不同阶段和政府的言、行、果为主要依据,重点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和公信力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