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满蒙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这对清朝统一全国、巩固政权及治理边疆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赤峰的喀喇沁旗在清代既是关内通向关外的交通要道之一,又是满蒙交界的军政要地,故清朝对之非常重视。清代满蒙...     

喀喇沁探源——元代宿卫与哈刺赤

哈刺赤起源于钦察国,伯岳吾氏.元代形成钦察卫,身兼“近侍、宿卫、主湩”数职.其“近侍、宿卫”二职与鲜卑人的“曷刺真”相同.钦察卫是哈刺赤的本卫,但也有其他部落的成员参与其中.钦察卫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和经营牧业,但也有一定规模的屯田.明军北伐,元军残余逐次北撤.大都周围、上都及北方各大牧场的哈刺赤宿卫军有可能随皇帝和皇宫撤至蒙古本土.     

赤峰市及其所属旗县区名称小考之二——敖汉、喀喇沁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语言文字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文献考证、比较分析,厘清敖汉、喀喇沁的出典,以语源学、语义学、翻译学的视角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黄教在喀喇沁地区的传播及其对蒙古族教育的影响

喀喇沁旗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黄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文化信仰,因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以及黄教教规的柔和,被喀喇沁民众广泛接受,以致于“安于愚民政策之下,不思振作”,这就制约了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从黄教反对外来文化的传入、阻碍了学堂的创办、降低了人口数量和质量三个方面,论述黄教对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制约,但同时也肯定了其在培养知识分子方面具有的积极影响。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词首短元音声学分析

本文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基于《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声学参数数据库》,对喀喇沁土语词首短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进行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阐述了其语音特点,得出的结论是：喀喇沁土语词首有〔e〕、〔ɑ〕、〔〕、〔i〕、〔l〕、〔〕、〔υ〕、〔o〕、〔u〕、〔y〕、〔ε〕、〔〕、〔γ〕等短元音。     

论述清朝赈济漠北喀尔喀蒙古赈济政策的作用

清初漠北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因清朝及时赈济漠北,保证了漠北喀尔喀蒙古畜牧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展。清朝用大量的物资赈济受灾的漠北之举,对统一蒙古、统一全国的关键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本文论论述了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赈济的作用。     

清代喀喇沁地区的蒙地开垦之影响新论

清代以来喀喇沁地区的移民和开垦,不仅造成了当地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转型为半农半牧经济,甚至是纯农业经济,蒙地的开垦对喀喇沁地区蒙古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现在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农业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喀喇沁地区个案分析

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     

简述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的赈济措施

清初漠北喀尔喀蒙古常年遭到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清朝用大量的物资赈灾救济漠北。为了更有效的赈济喀尔喀蒙古,清朝不断改善赈济措施,完善赈济政策和制度,达到了赈济漠北灾区人民的目的。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及语言接触模式的影响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程度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喀喇沁王府乐队《蒙古乐曲》的音乐特点

喀喇沁王府乐队的乐器和元朝宫廷宴乐乐队完全相同,并且都可以从《元史＆#183;礼乐志》中找到详细的记载。因此,喀喇沁王府乐队是清朝之前就已存在的蒙古族宫廷乐队。清代宫廷音乐中的《蒙古乐曲》主要由《笳吹乐章》与《番部合奏》》两部分组成。1741年（乾隆6年）,乾隆皇帝遵循祖制,下诏编修《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将乾隆以前各朝所用新旧乐章,包括蒙古林丹汗的宫廷音乐在内,详加考订,注明工尺谱,一并载入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蒙古乐曲》也在其中,成为国乐,是宫廷宴乐的主要组成部分。王爷府乐队与清代《蒙古乐曲》的乐队相比起来,乐队的规模虽小一些,但它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在乐曲的曲目上,除了宫廷音乐,同时也有本地区最受欢迎的民间歌曲。其次,在乐器使用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赈灾方式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清末苏州府民间赈济为例

清代的赈济制度越发完备,但很多制度仅流于纸面,各地执行力度不一,赈济方式也不一样。清末江苏省的饥荒越来越多,政府应顾不暇,民间赈济则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府的民间赈济措施依地域差别呈现两种类型——依托恒产的常规赈济与有针对性的临时赈济。说明即使在一府之内,也会因为各县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出现不同的灾荒应对方式。     

论赛音诺颜部与清朝的关系

论述了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与清朝关系的建立,及其在清统治西北边疆中的作用,分析了清朝对其政策实行的背景,及赛音诺颜部贵族在稳定北部边疆和统一新疆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早期关系述略

清定鼎之初，因忙于镇压中原地区的各种反抗势力，对于西陲各地只能要取安抚稳定的策略，即羁縻政策，清康熙帝之时，则逐步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和管辖，将青海诸部纳入中央势力范围之内。     

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天聪元年 ,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后 ,两国关系并不和谐 ,争端不断。皇太极改元称帝 ,而朝鲜竟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再次征朝鲜 ,朝鲜战败求和 ,与清朝结成“君臣之盟”。至此 ,清朝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简论表达原因关系的前置词

通过对表原因关系前置词的分析,阐述了不同的原因需要不同的前置词表达,简要介绍了各种表原因的前置词和其表达的原因,探讨表原因前置词的使用.     

18世纪暹罗吞武里王朝与清朝及缅甸的关系

１８世纪后半期，在清朝对外关系中与东南亚的暹罗、缅甸的关系成为此时的重大事件。暹罗吞武里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历经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是在郑信的不懈努力下，遣使“进贡”事件的顺利解决，使两国恢复了传统的历史友好关系。中缅战争的结果制止了缅甸对中国的侵扰，国王孟云在位期间双方关系正常化，从而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