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立法探讨--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立法工作,是当前迫不及待的一项任务。探讨保护立法的可行性、必要性,研究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重点理清几个基础问题,有利于国家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浅议我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

当前非物质遗产的生存面临着生存环境和传承问题,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面临着资金匮乏问题。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活文化而不是民族记忆的背影、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单纯的保护不是非物质遗产发展的最佳途径,而需要合理的利用、适当的创新。本文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保护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保护与开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思路及对策。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文章在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绩,详细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物质遗产被不正当商品化、非物质文化载体被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欠缺、传承出现断脉、民众意识薄弱、保护教育匮乏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态、保护物质载体、健全保护信息系统、保护传承人及文化空间、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开展保护教育及进行旅游开发等一些策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非物质工业遗产保护体系构建

目前,国内外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主要以工厂、建筑群、矿山等物质性遗存为主,传统工业时期大量赋存的非物质工业遗存的保护意识和效果都不容乐观。文章认为,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工业遗产保护体系是工业遗产挖掘、认定,建立保护名录等基础性工作的保障;我国非物质工业遗产主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得到保护,在现有的2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工业遗产主要分布在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四部分。文章引入非物质文化视角,采用文献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了当前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特征、非物质工业遗产保护机理,以此为基础探讨了非物质工业遗产保护体系构成,进一步明确了非物质工业遗产的保护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刑事司法未能对非物质遗产提供充要的刑法保护机制。有鉴于此,刑事司法官员要善于运用刑法解释学,善意理解出、入罪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形式上不符合刑法条文规定,但由于其属于正当业务行为而应阻却其违法性。同时,刑事立法应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衔接,适时通过刑法修正案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定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通常又称为"无形遗产"。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内容给予了界定,对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定责任、国家保护和国际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以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都作出了确切的规定。     

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主持人语]自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多探讨。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大都将关注重点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上,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以及特别权保护模式上,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则相对比较忽视,将文化遗产视为一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京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铸就其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衰退、失传的困境,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或遭到破坏。因此,认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运用文化生态的理念分析其保护面临的问题,提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同时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与保持特色的关系等,以推进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统一立法模式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在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开立法、分别管理的现实不符合实践的要求,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文化遗产统一立法的必要性主要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整体性保护理念的要求以及完善当前管理体制的要求。日本、韩国、荷兰、白俄罗斯等国的立法经验以及贵州地方立法的实践经验都表明文化遗产统一立法优势非常明显。我国文化遗产统一立法的可能路径主要是公权保护与私权保护统一立法以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立法两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价值理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是立法保护的前提。立法应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法律地位和内在价值、生态整体利益本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国际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遗产一样,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多处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关系。然而,如何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命题。在国际视角下,以越南赫蒙族手工技艺为例,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区旅游开发相结合,以当地遗产传承主体为核心,保护与开发利用相互促进,最终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文化景观保护利用的实践现状与优化路径

作为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物态体现和沿黄地区水利发展历史的载体,宁夏引黄古灌区灌溉工程遗产是黄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物质文化遗产/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结合体。基于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景观保护与利用成为宁夏“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的重要抓手。田野调查表明,当前保护利用实践存在遗产文化内涵挖掘和遗产价值认知不足、遗产叙事及展示方式单一、文化景观及人居聚落挖掘不够、整体统筹推进与跨区域协调难度大等问题,需要从挖掘遗产价值、更新保护理念、创新保护机制及完善管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推进。同时,从文化遗产学角度看,作为黄河流域复合型遗产类型,对其历史传承、遗产要素与价值、遗产展示体系与叙事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仍需学界积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