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行美的形态

人类的审美意识,由直观走向抽象,由低级走向高级,它要在时间和空间的纯形式上,刻下自己的烙印。在诗歌中,审美意识用节奏对时间之流刻下自己的尺度,用韵律对空间弥漫自己的芳香。诗行形态是一种美的时空合一体。在论述中国诗行的审美特质时,应该以发达的成熟形态为研究对象,而不能面对一部跨度极大的诗歌发展史。唐诗中的绝句,则是典型的分析对象。中国诗行美的形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整齐美,二是抑扬美,三是回环美。中国诗行的美,是中国诗人对韵律节奏本体论的苦苦追求。它的哲学基础,根植于中国诗性智慧的人学本体论追求。     

重探林庚的“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人努力重建中国新诗格律诗体的背景下,林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探寻能被广泛运用的格律诗节奏模型。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和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回顾与总结,林庚提出了“半逗律”和“典型诗行”的格律理论。林庚的探索过程和研究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半逗律”与闻一多的“音尺”说及卞之琳的“参差平衡律”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半逗律”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归纳是不完全的,运用于新诗也存在过于严苛的问题,节奏划分上有较大的主观性,这使得“半逗律”无法成为约定俗成、广为大众认可的格律模型。     

略特《序曲.1》的翻译比较

译诗究竟以"信"和"达"为本,还是以"雅"为本,可谓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在文学翻译中,尤其是译诗更苛求译者深入理解诗行中潜存的内涵和历史背景,才能把握作者的意图.本文着重从译诗的表现形式和翻译风格上对托@斯@艾略特的诗<序曲>三种译文进行比较和赏析,以期能给英译汉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一点思考.     

现代英诗的最后一道防线

行断(line-breaks),顾名思义,就是将诗断成行。它是一个保持不变的英诗的特征,一个区分现代英诗与散文的本质特征,英诗被散文同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自由诗和散文诗占主导的现代英诗中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本文通过探讨英诗与散文的界限,目前英诗的趋势来讨论放弃行断的可能性。     

诗歌形式研究的古为今用——林庚先生关于古诗节奏和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思考诗歌形式的出发点始终扣住诗的根本目的及其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从诗歌语言要求飞跃性的特质着眼,指出古诗节奏和语言飞跃的自然关系,自由诗追求语言飞跃性的原理及其处理散文语言和生活语言的两难境地,有力地论证了新诗应当建立格律的理据。同时他又在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把握现代语言节奏的探索中,提出了由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相结合组成典型诗行的理论,对于古诗体式的研究和新诗格律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启示。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构建“新剑桥-则行”学派：传承与创新

“新剑桥-则行”学派以其独有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贡献力量。2023年是新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拉法逝世40周年,也是其中国弟子、辽宁大学经济学科奠基人宋则行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传承“斯拉法-宋则行”经济思想,文章重点介绍辽宁大学则行学派对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实践探索,并对“新剑桥-则行”学派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中国藏区的“神授”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之谜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目前尚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传唱区域主要在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目前在中国藏区,有140多位演唱艺人在说唱这部史诗。《格萨尔王传》已经存在有1000多年,长达60万诗行,是世界最长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知行观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范畴。毛泽东对它用辩证唯物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变革。在认识来源上,阐明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摒弃了主观唯心的修心说和格物论的直观性。在认识过程上,阐明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这是知行观的重大发展。在认识真理标准上,批判了主观真理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对知行统一论作了批判改造,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