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融合、中西化合与中西译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 读张旭博士《视界的融合: 朱湘译诗新探》

张旭博士新著《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以“视界的融合”荡开文笔，大气包举，收束中西，其意脉贯注宏通，蜿蜒迤逦。全书三位一体——作者张旭、译者朱湘和中外诗歌，因“视界的融合”而“融合”，“人心营构”，声气相求。作者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首先切入研究框架及理论主旨。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和文化”走向

当今世界,和谐主题日益凸现,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三种不同文化视界和语境中的“和文化”对和谐主题的阐释是不尽相同的。本文试图梳理出中国传统的“人伦型和文化”、西方传统的“知识型和文化”和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融合型和文化”三种社会“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过去、现状和走向。     

从“视界融合”视角看文化意象的传递

笔者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视角论述了文化意象的传递: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深入了解文化意象所积淀的深刻内涵;同时,不能低估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和适应能力,缩小或消解其期待视界和想象空间。只有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使原作者、译者、读者的视界融合,才能使文化意象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在目的语中再生,与读者产生共鸣。     

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

在中国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乃至整个文化观念似总难摆脱“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之二元对立,这在中国文论研究中表现为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视界融合”问题。古文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活动,其中传统经典的历史视界与现在研究者的理论视界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必要张力的废弛是导致学术视域封闭化进而产生“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二元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古与今、中与西等不同文化视野之间不断的良性的深度融合,乃是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充分展示人类文学思想丰富性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文论走向融会贯通、综合创造进而形成一种开放的理论视界的重要途径。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天下”视界下的冲突法理论论略

“冲突法理论”应当被理解为对于“为何适用外国法”做出解释的理论.作为一种中国式世界观表达的“天下”理念为我们思考“为何适用外国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界.在“天下”的视界下,冲突法理论将由工具和技术层面的考虑和计算提升至精神气质层面,并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     

告别“欧洲虚无主义”

欧洲虚无主义的问题是从发现“上帝死了”产生的。尼采主张通过一种“完全的虚无主义”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文章剖析了尼采的“权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和超人学说,认为这些思想开启了肯定“生成”和“生命”的价值视界,它对“生命之爱”的价值设定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反叛,是告别或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卓越尝试,对今天克服虚无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何克服“欧洲虚无主义”

欧洲虚无主义的问题是从发现“上帝死了”产生的。尼采主张通过一种“完全的虚无主义”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和超人学说 ,开启了肯定“生成”和“生命”的价值视界 ,它对“生命之爱”的价值设定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反叛 ,是告别或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卓越尝试 ,对今天克服虚无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通常存在于阅读活动中的"误读"现象,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指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对他者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异性理解。接受者的主观动机、文化交往的客观条件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要原因。对误读的研究和关注是当代意识的产物,反映出对文化差异性的重视。误读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往往是对被理解的文化主体的一种丰富和扩展,也是打破不同文化间无联系状态、导致认同和理解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     

误译的表征、原因及对策——基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

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是读者视域和原作视域的融合。因此，在重视读者能动性的同时，还需要充分尊重原作，尤其应该尊重原作所蕴含的“事情本身”。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时间距离在理解中的消极作用，使读者和文本能够真正对话，并产生真正意义的理解和翻译，从而尽力避免翻译中的误读和误译。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班昭《女诫》再解读

《女诫》是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由于“家训”类作品“拟想读者”对于作者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类作品往往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以教导子女全身远祸。因此,这类作品不可能表达作者的理想人格。把《女诫》当作女教的圣典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英语阅读教学变革的哲学阐释学之解

信息时代要求进行英语阅读教学的变革。在借鉴美国三种阅读理论的基础上,以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理论来观察英语阅读,英语阅读的本质是读者“前见”与英语文本的“视域融合”过程。因此,英语阅读教学的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获得和使用英语阅读所需要的“真前见”,这就需要与过去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后殖民误读:老舍《小坡的生日》新释

关于老舍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之研究,近来有学者以独到的立场和眼光重新解读,揭示了老舍童话背后的“后殖民”社会文化意涵,但也有颇多偏执的误读之处:《小坡的生日》并不属于“后殖民”文本,而仅是一个中国人借助异域经验的过客式“反殖民主义”文本,其中暗含的“东方主义”姿态与反“东方主义”思想是同时并存的,小说评论所谓新加坡“本土意识”唯一性的说法明显有过度阐释之嫌,而所谓大中华“文化殖民”心态在文本中肆扬的估断也极为偏颇,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阐释的张力——王国维"欧穆亚"说的三重视界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提出的"欧穆亚"说是对西方"幽默"理论的合理误读。从阐释学"视界融合"的角度看,"欧穆亚"说形成了跨越古今中西,由历时而共时的三重视界的重叠:首先是屈原冲突性的悲剧人格外化出的文学精神,其次是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幽默"观念,基于两者与王国维文化人格的"家族相似"性,"欧穆亚"由误读而沟通了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和西方近代美学思想。"欧穆亚"显在和隐在两重对话结构,使得在一个更大的阐释循环内,对本土文学和西方理论的现代性认识成为可能。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