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上)

(一) 研究中亚历史地理,其最大困难在于缺少一部综合性的著述供人们参考。为了了解中亚的历史地理概貌,人们不得不从大量的文献中广泛蒐集各种有关的资料片断,排比考订,进行非常艰巨的、有时是异常繁琐的编辑缀合工作。从汉文材料来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卷九十六《西域传》,《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等,到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书和参考书(上)

一九八二年十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副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主要内容有:近年来中亚研究的情况和文献介绍;中亚历史地理;西突厥历史;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概况等,内容十分丰富。应本刊之约,张广达副教授对讲稿加以整理,从本期起将陆续在本刊发表《中亚历史地理——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中世纪中亚的民族分布》、《从乌古斯叶护到中亚三汗国》、《历史上的欧亚陆地交通路线》。     

中亚史学家卡尔·扬教授

卡尔·扬(karl Jahn)先生是奥地利杰出的东方学家。他长期从事中亚学、蒙古学、突厥学研究,主持《中亚杂志》编辑工作达30年之久。在阿尔泰学研究领域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06年3月26日,卡尔·扬出生在奥地利的布林。青年时期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开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

敦煌写本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8世纪前半叶丝绸之路沿线西域、中亚、印度诸地29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各国宗教信仰情况的记载,十分丰富而具体,可与两《唐书》《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等文献相印证,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许多记载丰富于他书,有的甚至不见于他书,对唐代丝绸之路社会历史与宗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张舜徽的雅学理论研究

张舜徽小学功底深厚,于《说文》学有皇皇巨著《说文解字约注》,而关于雅学、声韵的研究却分散于其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之中。通过对其20余部著作的研读,可发现张舜徽对雅学理论的建树:关于撰写时代和撰人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汉初经师经生们对古代传注的总汇,并非出自周公之手;关于性质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汇集群经传注中训诂名物分类纂录而成"的,是我国最早的类书;关于分篇问题,他认为《尔雅》中有《叙》篇,此《叙》篇在《汉志》20篇之中,是传《尔雅》学者所为;关于邵晋涵《尔雅正义》和郝懿行《尔雅义疏》的得失问题,他总体上是尊邵抑郝。此外,张舜徽还提出了今后雅学发展规划,指明了雅学的发展路径。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传奇小说繁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我国,文言小说虽然萌芽甚早,渊源远古,然而都一直只是汩汩细流,蜿蜒出没于松间石上,未能汇为大河,呼啸东去。只是到了唐代—确切地说,是到了安史乱后的八世纪中叶以降,才迅速成熟,形成了被誉为“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宋洪迈语),令后人千载瞠目的文言小说新文体—传奇体。这个阶段出现了诸如《任氏传》、《柳氏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东城老父传》以及《柳毅传》等一大批光彩照人,雄视千古的优秀篇章。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先秦古本《书》的流布已经较广。西汉伏生始传今文《书》二十八篇 ,逐渐形成欧阳氏与夏侯氏两个主干派别 ,并衍生诸多支脉 ,今文学达于极盛。东汉今文《书》由盛转衰 ,不再固守师法 ,而古文《书》学越来越多地为朝野所重视 ,地位趋于增高。马融、郑玄为杜林漆书作传作解 ,进一步促使古文《书》学显扬于世。两汉《书》学演化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今文二十八篇得以写定并传世 ;二、保存古《书》许多残文散句以及最早一批经注经解 ;三、《书》学的今、古文之辩和其他若干问题的论争均萌生于此时     

中国藏区的“神授”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之谜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目前尚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传唱区域主要在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目前在中国藏区,有140多位演唱艺人在说唱这部史诗。《格萨尔王传》已经存在有1000多年,长达60万诗行,是世界最长的史诗。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简论伏生与<<大传>>

伏生是汉代《尚书》学的开创者 ,《大传》是研究伏生思想的可信史料。《大传》以道德为核心 ,提出了以仁为本的德治观 ,并以贤人共治为其人才保障 ;此外还包含着重民等观念及其宝贵的经学、史学的史料。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黃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況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