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重要论断到思想体系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是从一个重要论断到思想体系的发展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对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党建理论创新的成果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党成立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当今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儒家爱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对国外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进行了批判借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治党治国思想。本文试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儒家德治思想中的爱民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来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点认识。     

从"三个代表"看共产党思维方式的转变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和方法。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党的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转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深层次的根据是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变革。只有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才能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 ,其基本线索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末 ,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 :2 0世纪 90年代 ,是“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 :从 2 0 0 0年 2月到 2 0 0 1年 6月 ,是“三个代表”思想形成阶段。第四阶段 ,从 2 0 0 1年“七一”讲话至今 ,是“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 ;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必须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中 ,在教学方法上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行创新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和衡量标准。     

"三个代表"思想体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江泽民同志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深入探究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执政正反历史经验的总结，顺应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三个代表”思想体系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深刻总结我党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更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深刻思考的结果。“三个代表”内涵十分丰富,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是我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还是我党永保先进性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是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思想方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深意蕴。本文试图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角度、“每个”代表的思想的角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角度 ,揭示这种哲学意蕴 ,以利于人们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蕴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蕴是随着时代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而丰富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