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判析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探讨的心性学主要分为本体和功夫两面.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牟宗三认为程伊川思想是对上承孔孟以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等为代表的儒家正宗思想的歧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别子",朱熹则继承程伊川的思路而成为儒学发展上的"宗主",因而其真实地位只能是"别子为宗".这一判定是牟宗三解读中国思想的重要创见,构成其探讨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于现代朱子学研究而言,别子为宗理论具有"可超过而不可绕过"的地位.但是,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看,牟宗三确定的判定标准离开了儒家本有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的真实意旨在于批判或者矫正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误区,重新确立心学一派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发展的合理性,进而确证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别子为宗理论反映了牟宗三哲学在思想史真实和现代性诠释之间的创造性互动.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必为自家门第: 《曾巩集》佛老题文中的儒家本位

茅坤对曾巩"曾公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门第"的评论,思想渊源来自于宋儒吕祖谦编撰《宋文鉴》时与朱熹达成的有关佛老文字须得"义理之正"的共识。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专辟"寺观"一门,亦以欧、曾之文为正宗。两部选集共同确立了曾巩"佛老题文"坚守儒家义理的范式地位。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来看,曾巩"佛老题文"中虽有对佛老之徒的赞誉,但其言语的"所指"实际是对儒门不振的焦虑,正如王应麟所说:"南丰所为称学佛者,将以勉吾儒也。"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心与礼的相合——朱熹礼学内化的厘清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儒释道思想呈互相融合与斗争之局面.此时朱熹对儒家礼学之建构甚为重视,认为礼为沟通人与天、行与心之必要桥梁,礼之实现为心与礼的相合.这种精神维度的相合有着宇宙论的合法性、永恒性和心性论的必然性、自觉性,因气禀存在着"圣人似的自诚明"与"圣人以外的自明诚"两种不同方式.朱熹以心与礼的相合实现了礼之内化,激活了礼的内在生命力,更以此开辟了天人合一之礼学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阳明后学对陆象山哲学思想的述评

王阳明从三个方面评价象山,第一,陆氏之学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就是孟子之学;第二,陆氏之学简易直截,直承《周易》和孟子,与禅宗的关系不大;第三,在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问题上与朱熹还有些割舍不开的地方,所以学问还不够纯粹和平,只是粗些,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与自己是一致的。阳明去世以后,学界对阳明后学中某些人空谈心性、思想及行为的放荡不羁批判加剧,阳明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自我反省。于是,为了自证清白,阳明后学加大了对象山的事功表彰的力度。阳明的及门弟子大多跟着阳明说。具有史学眼光的黄绾、张元忭、姜希辙和黄宗羲等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评价具有历史的高度,胸怀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不过,象山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阳明及其后学对象山“只是粗些”的批评有失公允。本文借助于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辨析。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信仰与境界:试比较康德与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

圆善问题是康德与牟宗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对之的阐述和实现方法却不尽相同。康德将纯德的实现视为一假设,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境,并最终以上帝来担保德福配称,使圆善的解决指向信仰;而牟宗三将纯德视为一呈现,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感,以自由无限心开德福一致之机,实是将圆善归约为一种境界。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其价值皆不在于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以不同方式给不同传统下向善的人们以幸福的希望。     

"智的直觉"——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理论都与这一概念有紧密的联系。"智的直觉"一方面是受了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和骨干。牟宗三主张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而"智的直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论法藏对《大乘起信论》的判释

法藏的判教思想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法藏早期采用五教十宗之判,中期则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用,晚期隐五说四,单说四宗判教。法藏一贯以理、事关系作为判教的依据,到中、后期判教文献中,逐渐转变为以佛性论为主要标准。在五教判教体系中,《大乘起信论》由所说绝言、依言二种真如先是被判为始、终、顿三教,后来则以佛性论为根据被判为终、顿二教。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法藏主要依据佛性论判《大乘起信论》为"唯一无三"之"一乘究竟"。诸种教法之地位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比在五教判教体系中都有所提高,这体现了法藏欲以华严一乘圆教统摄诸教的努力。法藏把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列看待,以其圆融思想统摄各种判教,成为一无碍的体系。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①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1]125.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的分析,可以得出教训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的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     

"吴中体"释论

"吴中体",指"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形成于北郭结社,既是吴中派崇古用世、遁隐顺时、遗世独立、适意求静士人心态的外现,又是吴中诗歌传统的承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吴中体"宗唐、复古,力矫元人多作七言近体及"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主要特征有五:崇尚才情,风华颖迈;感时伤事,诗以存史;自适性情,清新自好;不主新奇,擅于咏物;诸体兼擅,臻于"大全".与吴中派兴衰相对应,"吴中体"也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即从前期自适性情,到中期多凄凉之音,再到后期归于"清雅".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活"起来实现方式研究

如何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入脑入心"、成为工作学习生活上的精神之钙,高校只有想学生之所想、答学生之所惑、始终把学生放在心头,才能让思政力量的"活水"真正涌入学生心田,通过教学角色、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反思五方面的"活"起来,展开研究,通过教学"活"起来实现方式的研究,反思教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致认为高校思政课需要全方位的创新改革,让高校思政理论课堂"活"起来,真正成为大学生喜爱的思政课堂,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新时代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主体视域中的“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我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命题.从主体视域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从文学本体看,"穷"后之作往往情深意切,恰好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从作家主体看,"穷"之潦倒虽磨砺了文人身心,但却成就了文人的文心,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此外,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知人论世"与"真善美"统一的解读方式,这为"穷而后工"现象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阅读语境.     

试论朱熹与吕祖谦历史观之异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朱熹和吕祖谦的历史观进行比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将史学视作经学的附庸,吕祖谦则是经史并重。二人都推崇三代之治、尊王贱霸,朱熹是以天理、心术、工夫等范畴作为标准,而吕祖谦则看重制度优劣和实际效果。上述的不同标准也表现在二人对历史人物和史家的评价方面,朱熹以理欲、正邪、义利、公私等标准评判汉唐君臣,吕祖谦则重其治效;朱熹特别看重史家自身修养,吕祖谦则就史论史,较少论及史家之心性。二人历史观的差异,反映出是他们治学路径和历史哲学差异。     

元、明临济宗松源系法脉传承考

佛门历来推崇亲禀释尊、代代相承--惟有师资相承、授受清净,方能确保正法之流绵绵不绝,方谈得上"续佛慧命".故各宗各派,分别各有传承.禅门更有"传法付衣"之说.就禅宗行人言,从初修行直至证悟,均离不开师资指导、勘辨、印证.惟有时时得善知识提持开发,方可防止盲修瞎炼,甚或落入魔外圈缋;方能断惑证真,彻法源底.固然,灯录中亦有利根人"无师自悟"之记载,但若"悟"后不入作家炉篝,未经宗师辨邪正、行赏罚,便无法保证其所"悟"为正悟、所入为圣道.最后,亦惟有师承有据,方能登堂授受,荷负大法.否则,未证谓证、未得谓得者,必将接迹于世.聿起于中唐之临济一宗,经十传至佛果克勤,其门人大慧宗杲、虎丘绍隆分衍"大慧"、"虎丘"两大支派.前者法孙妙峰之善、北磵居简二人,复传出"之善"、"居简"二系;后者三传弟子松源崇岳、破庵祖先二人,则传出"松源"、"祖先"二系.后世临济耆德,几乎全从"之善"、"居简"、"松源"、"祖先"四系法嗣中出.递传至明代,"开基之主"朱元璋虽亦尊崇佛教,但宥于彻底统制各种社会力量以确保朱明王朝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之私欲,特别制定<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等空前严酷之峻法,甚至不惜采用特务监控、滥刑滥杀等自东汉直至满清王朝所绝无仅有的手段戕害见心来复等硕德高僧,开遗祸无穷之邪风.禅门众耆德鉴此违缘,纷纷沉寂辞世,"松源"及"居简"、"之善"三系叶裔遂相继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