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开遍地,暗香浮动——王安忆小说《天香》刍议

以《长恨歌》一举赢得"海派传人"之名的王安忆,在2011年又推出了小说《天香》。在小说中,王安忆借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虚构了上海城的前世,也展现了"史前"上海的图景"浮世绘"。     

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论王安忆《天香》的经典性

《天香》是一部蕴含丰富的现实主义小说。申府的兴衰故事折射出明朝上海的风云变幻和器物工艺的繁荣。陌生化的历史背景、精彩的故事和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审美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对器物之美的赞扬,以及对人性本真的倡导使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具有知识性和启迪性。《天香》是雅与俗的结合,是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具备现代文学经典的特质。     

从《天香》看王安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

王安忆最新力作《天香》以明末上海“天香园绣”发展为背景,以申家天香园为中心,描写了申氏家族历经四代由盛而衰的过程,小说明显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影响.本文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语言等方面来探讨《天香》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     

锦心慧质 生机盎然——论王安忆《天香》的叙事内涵

王安忆《天香》叙事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小说中显示出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表现了作家对于女性独立、自尊、自强精神的表达;小说对民间视角的关注和倚重,显示了作家对宏大历史的别样书写和对于民间文化、世俗精神的彰显;文本所蕴含的理性节制的审美方式,体现了典雅、精致的叙事风格和厚重、博大的文化内涵。     

《天香》的电影化书写探究

在王安忆的力作《天香》中,从全篇结构到细节场景都可见影视艺术的影响。小说设置了两条对比性线索,是对蒙太奇艺术思维的演绎;诸多场景类似蒙太奇的组接则实现了意义上的勾连。作品中色彩的运用极为丰富,且有着重要的表情作用,融合了电影造型艺术的特征。文本以独特的方式对小说进行艺术空间化的尝试。在小说思维中融合影视艺术的因素,呈现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相互交融的艺术美感。     

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旗帜鲜明的叙事追求,吸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叙事特征。王安忆探索推进创作的小说叙事理论,尤以1988年发表的叙事"四不"追求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988年至今,其"四不"叙事追求中的某些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随后的小说叙事实践也部分地实现了其"四不"叙事理想。王安忆的"四不"叙事追求、小说实践及其不要独特性却形成的独特性,都将给作家的长篇小说叙事带来有益启迪。     

“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为我们描述了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漫游在城市与时代边缘的故事。王安忆之所以要写作这个故事是为了寻找上海的历史。而"寻找上海"的动因则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中高涨的"市民自信心"和涌动的"怀旧热潮"。王安忆这种利用"流言"去构筑上海历史的方式无疑是对张爱玲式的醉心日常生活书写的延续。但这种构筑上海史的方式却存在着"去本真性"的问题,导致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遭到忽视与掩埋。     

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上海情结与女性书写——从《妹头》《富萍》析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王安忆的小说一以贯之地强调女性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她以细腻的笔法、悲悯的情怀娓娓叙说着一个个女性的令人感慨的命运与灵魂,她的小说创作彰显了一种特有的女性经验与女性书写。她创作的《妹头》和《富萍》再次向我们呈现她的上海,一个处处浸透了张爱玲又处处浮凸着王安忆的上海。     

后革命时代的上海怀旧与王安忆小说

上海旧日繁华梦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成就的乌托邦梦幻。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在前革命时代的上海以及后革命时代的上海之间获得了符合历史的目的性。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潜意识是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今与昔,甚至包括未知的未来都不可能是一个未受革命影响的空间。作为＂共和国之女＂的王安忆,其小说中的上海怀旧,凸现了革命对于上海和中国的影响,并在文本中建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布尔乔亚的美学风格。     

人性变异：堕落·破坏·急迫——读王安忆小说《米尼》

王安忆在小说《米尼》中,通过对人物细腻的刻画和深刻的心理描写,揭示出一群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上海转型期的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状态。这里,有的人因为现实的挤压变得刻薄、古怪;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住生活或精神方面的压力发生变态;亦有的人因为诱惑走上人生的不归路。然而,在他们当中,最让人铭刻,也最能扎入人心脏的还是那些变异以后,在阴暗面里前行的角色,他们或者堕落,或者破坏,也或者急迫。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香气氤氲中的苦闷与哀愁——试论《乐府补题·天香》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

《乐府补题》为宋末元初词社唱和的一部咏物词集,自清初复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第一组词作《天香·龙涎香》的艺术结构主线为采香、制香、焚香、忆香、惜香。采香之地及其传说的奇谲描写,予人联想那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制香、焚香的铺写,既表现了制作过程的繁复、香料的昂贵以及焚香细焙的精心细致,同时又暗寓着对以往富贵闲雅生活的怀念。忆香、惜香则由体物转为寄情,于哀怨的往事追忆中寄托无限的忧伤。词人们通过这一系列香事活动的叙写,不但展示了中国古代的香文化传统,提高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更抒发了易代之际一种难以明言的苦闷与哀愁。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语言

王安忆作品《长恨歌》的叙事语言很有特色。它借助电影的表现技巧缔造别样听觉空间,又调和笔墨在文字上做足功夫。听觉和文字的双重力量,构造起了一个立体感极强的文本。     

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外乡人情迷洋场花界的故事。诱惑与吞噬,是外乡人与上海租界空间的关系的命意所在;寻找与滞留、拯救与陷入的故事延展,进一步表明上海对乡下人的捕获与掌控。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与消费娱乐空间,诱导、鼓励着外乡人享受繁华的欲望,使其沉沦,蜕变成远离乡村原则的“上海人”。与此同时,原来乡间培养起来的邻里亲属情谊,很快土崩瓦解。上海的妓院是爱情的冒险场,是危险的愉悦空间,这里的情感模式脱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供租用的女人”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感情让晚清子弟感受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不过,上海花界的感情关系属于错位的爱情。     

王安忆《长恨歌》的“新妇女历史”景观

民间是一种自然生存状态,超然于主流话语之外,却拥有极强的生命活力,绵延在城乡的历史变迁中。透过王安忆的诗学原则,可以发现其小说《长恨歌》里的人物、叙述者、语义内涵等文本要素,无不浸润着民间色调。这些色调似乎预示,作者在转变知识分子精神独守立场后,悄悄地以民间视角阐释城市民间的审美文化空间,努力勾划某种民间稳定性,逼近城市景观的原初生态,描绘出一种“新妇女历史”景观。     

人类初始的辉煌——《补天》新论

本文在重新评价成仿吾论《不周山》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从新的角度阐发《补天》(《不周山》)的浑厚深邃的思想意蕴:中国第一女神女娲形象欣喜而又艰辛地走着她造人和维持天、地、人“三才”和谐的自然而又人道的“生命的路”,这生命的路构成了人类初始的辉煌。这个意蕴使《补天》至今仍是历史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峰。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小说精神的内在转变

小说《桃之夭夭》体现出王安忆创作的一种"过渡",那种更加倾向于真实而平淡的底层化与民间化的姿态,可以看出王安忆小说精神的内在转变。王安忆在文本中倾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探索女性内在的生命精神:《桃之天天》无疑是最能体现普通女性日常生活姿态的作品,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地母的精神"或一种关于母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从"上海传奇"再到这一次真正的"上海日常",王安忆以其细腻的笔触、真实而温暖的感情、熟悉的时空与生活,又一次完成了另一种"上海精神"的建构。     

多元叙事的尝试：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显示了鲜明的边缘人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和个性化叙事的特征,对于习惯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所导致叙事多元的必然。     

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