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莎士比亚化”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时提出了要“更加莎士比亚化”的重要创作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作为文艺上两种对立的创作倾向来加以对比的。“莎士比亚化”意味着从现实生活出发,在文艺创作中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席勒式”意味着从主观观念出发,在文艺创作中搞唯心主义。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明确地表达了他     

略谈“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不同于科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科学反映现实的方式是抽象思维;艺术则用艺术思维的方式,即形象思维。马克思在这一《导言》中要求我们艺术地掌握世界,那末艺术如何地掌握世界呢?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提出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问题。恩格斯也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对“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莎士比亚化”就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方法,而“席勒式”则是一种抽象思维的方法。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为什么汤显祖不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无论是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生平履历,还是从写作的目的、作者的身份、剧作的观赏对象、后世评价的尺度以及四百多年来演出传播的状况等来看,他们二人其实并没有多少相交集之处。由此,所谓“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的说辞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表面、简单的比附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将如此不同的两个历史人物作了极不恰当的比较,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剧作家”的尺度要么将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贬抑)化,要么将简单的历史人物超越(跨界)化。汤显祖永远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文人(艺术家),“剧作家”的标签显然是将他简单化、贬抑化了。莎士比亚永远是英国古代伟大的剧作家,把他作为衡量汤显祖是否伟大的尺度,显然也是将莎士比亚超越化、跨界化了。     

莎士比亚戏剧思想简论

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成就巨大,但在戏剧理论方面却没有留下专著。通过一些散见于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戏剧理论,可以看出其戏剧思想分六个方面：一是关于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莎士比亚认为戏剧既要摹仿自然而又不能机械地照搬。二是关于戏剧创作,莎士比亚认为剧本是关键人物应典型化。三是莎士比亚创造了“舞台想像说”,主张观众运用想像去理解剧情。四是关于舞台表演艺术,莎士比亚强调演员的“意象”。五是关于五角艺术,他认为丑角不仅能提供笑料,而且常充当作者的代言人。六是莎士比亚提倡戏剧语言民族化、大众化。     

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20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述

文章梳理了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基本观点,展示了柯尔律治对莎士比亚作品评论的独具匠心之处。柯尔律治"实践性批评原理"的提出,对"天才"、"诗性想像力"的分析,对"有机统一原则"的阐释,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评述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后人极大的争议。     

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诗译

卞之琳较早开始阅读莎士比亚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的新评论虽有一些新发现,其意义主要却是对30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的反思。《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白话诗译戏剧的成功尝试,他的译诗较严谨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亦步亦趋,刻意求似,是独特的"卞之琳式"翻译,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学习札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围绕着历史剧《济金根》而展开的论战,实质上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在文艺理论上的一次重大斗争。拉萨尔在剧本序言里故意贬低莎士比亚而抬高席勒,实际上是否定唯物主义的文艺观而鼓吹唯心主义的创作原则。针对这种“美学信念”和创作倾向,马克思首先批评说:“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①。恩格斯继而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     

“现代主义”的莎士比亚

文学的创作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发展。许多西方学者经过研究证实,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中有着许多现代主义成分:意识流、异化、荒诞、意象、黑色幽默等艺术创作手法,莎剧的现代性进一步证明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喜剧艺术比较

文章对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拿莎士比亚的悲剧与莫里哀的喜剧相比较的现象提出异议,指出应在喜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创作,并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同样伟大,对传统的"扬莎抑莫"现象提出质疑。     

自由意志的“哑谜”: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反加尔文主义”倾向

如著名莎评家布雷德利所言,基督教预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戏剧张力,是莎士比亚悲剧惯常涉及的主题。由于悲剧往往高度凝炼了作者对人生终极追求的严肃思考,论文从自由意志的恩赐、行使和判断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悲剧的人物命运和主题,发现尽管莎士比亚是在英国国教背景下生活和创作的,他的悲剧里却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一种"反加尔文主义"倾向,具体表述为: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之间能够彼此调和;对于人而言,通向永生和获得救赎的道路同样既不简单也不明确;人不是因"正当"的善功得救,而是因神恩赐予的"正当"行使的信仰得救。诚然,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时常也流露出一种对追求永生和无限的可能性的犹疑,人与自由意志之间依然存在一个未解的"哑谜",由此又会引发更多的对其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的思考和争论。     

莎士比亚悲剧的素体诗和卞之琳的诗译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主要用素体诗,每行抑扬格五音步,不押脚韵,但也常出格或轻重倒置。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翻译是一次成功的白话诗体迻译尝试,即主要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尤其是音节的顿(音组)和押韵,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卞之琳式"。     

莎士比亚的喜剧美学思想

莎士比亚的喜剧沿袭了中世纪重欢乐而轻讽刺的喜剧传统,其题材都以恋爱为主题,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莎士比亚的喜剧呈现了独有的美学思想与美学风格:其结构方式是“悲哀的开端,欢乐的结尾”;善于建构真正的喜剧纠纷;具有狂欢化色彩。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莎士比亚与宗教，特别是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共发表论文近20篇，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圣经》与莎剧、莎剧中的基督教因素等。     

莎士比亚论戏剧

本文深入到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从人物语言中探讨莎士比亚对戏剧创作的理论。因为莎士比亚本人没有留下任何理论著作，要寻找他的文艺理论无疑是一项既迫切而又困难的工作。作者运用整体阐释学的方法从剧本、演员技巧、舞台、戏剧语言等几个方面寻找莎翁的戏剧理论，并由此证明莎士比亚不仅是戏剧作家，也是戏剧理论家。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莎士比亚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恶",而"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人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处境。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新教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从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