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要以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为前提条件。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本土文化的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流变、区域文化的识别等问题。     

语言、文学、文化的互为载体关系与“比较文学”研究

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 而且,就它们的关系问题而言,大多数研究只是就关系而关系.本文试从语言学和文学及其边缘学科入手,宏观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图解释比较文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学和文学意义.     

关于建构粮食文化学的一些设想

循着古今中外文化学研究的逻辑与路径,指出粮食文化学是研究粮食文化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人文社会学科,阐释了粮食文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着眼于粮食文化学与以"文化"为共同属性的学科和以"粮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联系与区别,阐述了粮食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针对粮食文化学的特殊矛盾性,从哲学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三个认识论层面提出了粮食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

文学文化学问题的内涵极其丰富,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文化方式,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互相制衡和互相渗透的关系。文学的图谱系统是一个与文字文献系统相对应的非常庞大的浩如烟海的待开发资源。文学图志学以自身的学理和方法,对这两个系统进行现象的、考据的、阐释的和接受的二维统观和深度开发,可以形成图文互动互释的综合效应。这样重绘的文学地图,在意义、范式、资源、学理诸多层面都会有新的气象,就不只是一个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问题——当然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也很重要。     

浅议俄罗斯的“森林情结”

本文从语言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森林——лес的民族文化内涵。结合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独特的＂森林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关系,指明俄罗斯＂森林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南方文学的文化学透视

美国南方文化是美国文化中最独特、影响最大的一支,南方文化精神赖以生存的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以及南方文学所建立的南方传奇几百年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南方文化的区域特点.评述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各自的发展进程和相互影响关系,从文化学角度透视南方神话和南方文学相互影响关系及意义.     

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述论

新时期（1976—2021）以来,唐代隐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方面：文化学研究、隐逸主题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创作主体研究。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是：学界善于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唐代隐逸文学与文化学的多维关系,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从科举、园林、哲学、绘画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唐代隐逸文学。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隐逸的相关概念不明确、重外围因素而轻文学本质、对隐逸诗人的研究力度不够等问题。     

编辑文化学体系构建刍议

编辑文化学是借鉴、吸收文化学相关理论,总结编辑活动实践经验,在对编辑文化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编辑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文化学方法和编辑学方法的融合和提炼。编辑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建立,关键在于真正用文化学方法作为研究编辑活动的工具和手段,从而构建起编辑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李传锋动物小说的文化内涵

李传锋动物小说以描写鄂西土家族民族地域生活为依托,立足当代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或以动物的独特视角来审视人类自身的历史,或从动物的生存习性中寻求某些生活哲理的内涵,或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鄂西土家族山乡民族生存的寓言,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学意义,在全国土家族文学及湖北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