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勃兴的文化再探

文学话语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与叙事潮流在当代中国各个时段都表现出微妙的制约与疏离形态,这种形态对文学话语或思潮的继起与退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自足的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批评与叙事话语中遭致批判、遮蔽和改写;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对世俗体验有了更多的精神认同,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格局被打破,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及其体验在部分期刊栏目的策划下汇成一股多重主题和叙事形态的日常叙事潮流。从社会转型与文化驱力角度来解读日常叙事的勃兴,对于把握这一写作潮流的同质性和内在差异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与民族化的关系考辨

新时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具有革新思想的意识流小说作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和理论主张,在文体样式、艺术技巧上打上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但从思想主题、反映内容上来看,更多地体现出作家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努力。不仅如此,新时期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整合和改造,凸显出一种"西体中用,以我为主"的民族化的努力。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从最初的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模仿,发展到后来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政治批判和国民劣根性等问题的探寻和思索,体现了新时期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论岭南都市文学的后现代话语

岭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有天然的接近性。新时期有代表性的岭南都市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呼应:大众化的叙事策略,对主流、中心的疏离及对城市欲望的认可,低调而执著的反叛和颠覆意识,等等。岭南文化背景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相遇并融合形成了新时期岭南都市文学的独特个性,岭南都市文学的后现代色彩已经成为必然和习惯的存在。     

诗意乡土书写的“同向歧异”——沈从文、汪曾祺乡土小说比较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显示出与其他乡土作家不同的视野,他们展示的是诗意、空灵的乡土世界,抒写着自然风俗与人性美好的纯净牧歌。但他们亦有着各自的不同,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充盈着的是坚硬厚重的悲凉,在远离尘嚣之中,持守孤绝;而汪曾祺包融着平和温润的乐观精神,有着世俗温情的圆通。     

南园五先生

“南园五先生”是明初有代表性的五位广东籍诗人,他们与“吴中四杰”和“闽南十才子”一道,努力扭转明初的柔靡诗风,并取得一定的成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岭南诗坛享有盛誉。其中孙蕡的成绩尤其突出。他们的文学活动,代表着岭南诗坛在元代的沉寂之后的一次复活。至于他们的不足之处,乃是历史的局限,是不可苛求的。     

论“南阳作家群”的成因及其文化特征

“南阳作家群”的崛起是新时期中国文坛出现的文学现象之一。它的形成主要与这一地域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作家们的不断努力、积极进取等多种原因分不开。这批作家的作品也鲜明地带有南阳地城文化的特征：乡土性与当代性、对淳朴民风与崇高人格的赞美、对历史文化的展示等。这些创作特征也成为南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立足之本。     

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多类型图书馆协调发展研究

着重论述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构建多类型图书馆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构建多类型图书馆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提升城市品位和构建和谐社会、丰富区域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有效借鉴和推行"岭南模式"之"广东模式"多类型图书馆协调发展建设,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图书馆获得长久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俗与闲适:90年代中国散文潮流

从形成文学思潮的三大要素即社会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导向、作家作品状态出发,分析90年代中国”散文热”,认为通俗与闲适是这一时期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它与二、三十年代某些散文流派的传统有关,与台湾、香港散文的影响有关,更是中国后新时期社会思潮和美学意识的反映.90年代两岸三地的散文在通俗、闲适的格调下得到整合.     

“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

从"百越"这样的"以人名地"概念到"岭南"这样的"以地名地"概念,又从他者与我者对"岭南"一词的不同看法,到屈大均以"广东"替代"岭南"的主张,最后到清代以"岭南"专指广东,"岭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历史上是被不断建构、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的背后,是帝国扩展、区域开发、地方文化发展、我者与他者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变化。     

文化：学在澳洲的关键

学好英语就算准备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了吗？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当然,学习英语是重要的,因为在那里,所有的交流、学习,以及日常琐事都依赖于语言沟通。然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当中进行学习。入乡随俗（When in Rome doas the Romansdo）澳大利亚存在着规模很大的华人群体。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中国城,而在象悉尼、墨尔本这样大都市的城郊,都聚集着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华人圈子。我的家乡悉尼,居住在城郊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当然那里还有来自中国…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性"与"丑":阅读行为与《金瓶梅》的意义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我们既看到了裙袂飘飘,也看到了佩剑闪亮.这场关于情欲的奇异之旅在语言的纠缠里达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对于性,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人性和人文情怀中去,对它的解读会不会是另一种面貌?是否可以将性的价值尽量中立化?<金瓶梅>的艺术空间也正因丑的发现而被大大拓宽.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只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文化、他者与"小文学"

文化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自我体验或他者旁观;理解一种文化就是分析其表征模式;文化表征是一个他者与他者权力角逐的过程;文学、艺术、语言正是文化表征的场域,对它们的分析就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的分析。     

庄子、卡夫卡与“文明病”

中国战国时期道家的巨擘庄子与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奥地利天才的小说家卡夫卡都曾对“文明病”进行过揭批。他们是如何界定“文明病”并进而进行揭批的 ?时隔两千年 ,地距东西两端 ,这种揭批有何相同与不同 ?本文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这些问题 ,并希望通过这种探讨给人们一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