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人类学的发展理路与现状释义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情感的浪潮。可到如今,学界对情感人类学的界定及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均莫衷一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大人类学”的构想曾存在于北美与欧陆,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文章旨在勾勒出西方情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当下东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现状。从情感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西方人类学历史与现状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十分重要。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ethnohistory：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作为一种学术现象,ethnohistory逐现端倪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尝试引入史学视角的发展倾向,时当时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的美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二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由疏离到日益密切及“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一时期的ethnohistory,既不是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主流,易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对全面理解ethnohistory的内涵、性质和作用,以及二战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助益.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重温弗雷泽——简述西方人类学界关于弗雷泽的论争

弗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颇为复杂,其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写作范式、作品价值、个人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在西方人类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和讨论,而相关论争并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的两场关于弗雷泽的重要论争进行回顾和梳理,按图索骥,旨在以此表现"弗雷泽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与人类学发展诸问题的关联性,有利于国内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     

刍论"旅游人类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相对于西方人类学界对旅游的观照,我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性.旅游与人类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富有意义的相关性.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任务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提出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旅游地居民、旅游开发者、旅游者、旅游地团体在旅游开发或旅游活动过程中所引起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临时互动关系;并初步探索了人类学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即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旅游领域中的具体应用问题.只有解决好开发与保护协调欠佳的问题,才能实现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论人类学家艾尧仁的“传统汉人社会”研究

瑞典人类学家艾尧仁对"传统汉人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突破了"宗族范式"的藩篱,二是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使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同时,他对历史的切面式思考,引发了本文对历史人类学两种研究取向的延伸性讨论。文章指出"切面"与"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不同做派,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澄清了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含混认识。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东西方家族企业"不同质"伦理动因之比较

家族企业的繁衍,在东西方各有其伦理动因,分属不同的文化。其伦理动因在家族企业的存在、发展之中,无论是作用的范围还是作用的程度均有较大差别,在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现代价值的探讨中,涉及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之比较就在所难免。不能以"叛离家庭"(或"以家为本")与否,作为衡量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的唯一标准和作为是否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的判别标准。以"家为本位"特征的作为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繁衍主要伦理动因的儒家家族主义,并不一定就不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而只具有否定的价值。     

"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心理人类学的三大来源

长期以来,我国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心理人类学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或者直接说心理人类学就是文化与人格研究.但只要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兴起之前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只注意到心理人类学确立之前很短的一段历史,忽略了这个学科走过的漫长过程.其实,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心理人类学是在德国近代哲学家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心理学界和人类学界的共同努力而逐渐形成的一门介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是心理人类学的三大来源.     

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在中国 ,历史学的学科史比人类学的要长得多 ,传统中国史学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不过 ,当代历史研究完全有必要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然而 ,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百年间在学科本土化过程中 ,已经演化为有别于西方定义的一门学问 ,它和历史学、民族学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理来界定或理解中国的人类学。在学界同行中讨论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有必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人类学方法的主要特点 ,哪些是可能对于历史学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两门学科又有哪些交叉领域等等。然后 ,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的研究实例 ,探讨我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博厄斯的心理人类学思想

弗朗兹·博厄斯是美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曾经造就美国人类学界的"博厄斯时代",文章旨在梳理博厄斯在心理人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的转型——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注重长时段趋势的总体史日益遭到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发了西方史学的转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转型之中,聚焦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微观史学三个方面。本文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为例,具体展现了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传媒研究中的运用——范式反思与路径检讨

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但中国传媒研究倾向于把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单列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范畴之外来考虑,忽略在其他学科领域热烈争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中国本土实践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和争议过程可以看出.一方面传媒学界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走向浅表化、狭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媒学界把西方概念和理论范畴盲目套用于中国情境,使得学术研究难以扎根本国社会结构和传媒实践.     

浅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一以《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

历史人类学是20世纪前期新兴的一门学科,虽然学界对其学科定位、学科性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学术界已对此学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通过简略梳理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并以王明珂先生的历史人类学著作《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浅析其研究方法,以期厘清对历史人类学的一些认识。     

中西方并购动因研究述评

西方和国内理论界对企业并购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仅就并购动因而言,西方学界主要有传统并购动因理论、新古典并购浪潮动因理论和行为金融并购浪潮动因理论,而中国学界则主要有中国特殊企业并购动因观点和中国特殊并购浪潮动因观点。中西方理论在并购终极目标、壳资源重要性、投资者成熟度三个方面存在差异性,而在追求企业或管理者利益最大化、投资者非理性两个方面存在共性。但这些理论缺乏统一性,不乏相互矛盾之处,而且中国的理论假说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撑,因此理论界应更密切关注并购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并购动因理论。     

"本色化"与社会化--近代上海"海派基督教"的社会化历程

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是西方基督教在上海的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上海现象”之一。它历史地具有上海社会、城市文化的区域特征，构成了“海派基督教”的社会性内涵。所以，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既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亦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     

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意义

一百年来,人类学的云南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经验是:人类学的本土化.本土化的要义就是去西方化,把人类学的云南研究从西方的殖民主义为导向改变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导向;把西方的民族分治、民族分立、民族独立的人类学取向,改变为中国的民族和睦、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人类学取向.尊重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尊重人类学工作者的独立人格,保证人类学工作者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学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学工作者发挥智慧、做出成绩的环境,也是人类学云南研究的重要经验之一.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坚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人类学云南研究的基本原则.人类学的云南研究无疑会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云南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范式的意义,在世界上也有普世的价值.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