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仕宦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描写官与民二者的关系,可约略归结为三种形态:最高层次是为民谋利、爱民重生的清正贤明官吏,中间层次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平庸误事官吏,最低层次是以权谋私、害民虐生的贪官酷吏.唐代仕宦题材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其中主要包括:枉法曲断、横取人财、弄权凶暴等表现形式.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有着某种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某些规律性,反照出人性劣根性及在仕宦领域的异化形态.从中国小说史思想承传的层面说,这些作品思想层次之高,思考问题之深,思维方式之独特,惩治方法之多样,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当代文化角度观照之,其丰厚内涵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明清话本小说两情相知婚恋模式的文化解读

明清话本小说在婚恋模式的建构上,强调婚恋双方的心心相知,作品中的女性对于婚姻的要求是真挚的爱情,她们肯定人的感情在婚姻中的绝对价值,是爱情与婚姻相一致。作品体现的婚姻观超越了“郎才女貌”婚恋模式的表面化和肤浅化,将带有互敬互爱、倡导男女平等鲜明指向性的主题引入家庭生活领域,体现了人类婚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汉卿杂剧的婚恋理想新论

关汉卿在杂剧中寄寓的婚恋理想,蕴涵着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在择偶标准上,注重人品高洁和相互敬重等关键要素;在恋爱方式上,能打破"一见钟情"的传统模式,写出双方由友谊发展到爱情的动态演化过程;在男女形象塑造上,作者将美貌、才能、善良、智慧等美质赋予了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女子形象,使她们超拔于男人之上。从元代社会历史层面审视,这种婚恋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从跨时代的角度纵向观照,它集中体现着人类的高层次感情形态与美好追求,是人性真、善、美的高度凝聚与亮丽闪光。     

神话志怪传统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本文认为小说的发展，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大都以神话为源头，经历了由完全的神话阶段到神人相杂的准神话阶段，最后到反映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阶段这样一个模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唐代小说正处于由神到人、神人相杂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阶段，因而它必然受到神话和志怪传统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内容和题材上论述这种影响的种种印记。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唐代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意识,这与唐代的诗歌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唐诗歌的俗艳观念下歌传相偶,小说创作取材于诗歌,并运用诗歌作为小说表现的重要手段;唐代诗歌兴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观念影响着小说创作的诗化,使唐代小说印上诗歌鼎盛时代的烙印。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仙凡婚恋故事的类型及文化意蕴

仙凡婚恋故事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天鹅处女型、螺女型、洞穴仙窟型和仙女下凡型等类型.这些故事类型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表现了当时民众与士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内心欲求.仙凡婚恋故事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神仙信仰的盛行、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和门阀世族制度的存在都是催生仙凡婚恋故事的重要因素.     

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婚恋伦理叙事研究

新世纪以降,女性作家对乡土社会转型期婚恋伦理的关注较为集中。其创作从夫妻双方自我认知、婚恋情感性因素、多角婚恋现象等维度审视具象伦理形态,对乡土女性性别意识深陷传统男权压抑与现代消费文化诱惑的双重困境进行揭示,对农民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迷思与道德观念异变进行解析。整体而言,作为百年新文学乡土婚恋叙事的承续,女性作家的婚恋书写在传统的共鸣中凸显出女性经验美学的特性,而作家在时代语境下价值心态的游移,成为其创作提升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论唐代小说的“制度异化”型婚姻模式

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优秀篇章,深刻揭示了纳妾制度给男女主人公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是婚姻制度带来的异化后果,其中包括纳妾制度影响男人心理而造成的人生悲剧,也包含纳妾制度扭曲女人心理而导致的婚姻悲剧,还包括以“至妒”为标志的女人们对纳妾制度的拼死抗争.这种文化意蕴就使此类唐人小说具有了超时空的认识价值.这说明唐代小说家对家庭问题的描写与思考,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婚姻制度层面,并且捕捉到了这种制度对人物形象深层心态的影响.这充分显示出唐代小说家观照视野的宏阔性、思想见识的深刻性与小说艺术的创造性.     

试论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以唐代士人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讨论中心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时候的小说创作与史官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由于作者追求叙述的真实性,唐代小说成为后世了解唐文化的一个窗口。这种情况的出现,为学者利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研究唐代小说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此方法来考察唐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对唐代小说的创作及主旨有更深更为贴切的认识。但在运用此方法时,不能执着于用时代背景来阐释文本而替代对整篇小说的综合体察,否则会对作品主题有偏颇的认识。本文以唐代士人的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例,探讨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唐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浅说唐代人的经营理念

在经济活动中 ,唐代人表现出了非凡的经营才能和经营理念。在节约劳动时间 ,把握商机 ,研究消费心理 ,以及诚信经营等方面 ,都有着可以启示后人的经验。     

唐代小说的历史发展

本文追溯了唐代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通俗小说经历了由短篇到长篇、由“经变”到普通话本的发展过程;文言小说吸收了通俗小说的某些长处,无论内容还是艺术手法较六朝小说都有了新的面貌。中国小说一直沿着通俗和文言两条线索发展,唐代小说实为宋、元、明、清小说发展的滥觞。     

甘肃小说人物形象中陇人形象的缺失与完型

本文对甘肃省小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通过历史的分析,对甘肃省现代文学、当代小说创作中陇人形象的缺失之根源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近20年来,分散在甘肃各地的写作者,在其小说文本中,为我们打造的可观的阵容庞大的甘肃人物画廊着手分析,认为:在苦难中的生存抉择、对传统道德的珍视和弘扬、民间理念对国家意识的消解和补充、对无意义生活的抵抗、城市人的形成等小说人物形象对认识陇人形象,有一定的关照意义。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之异趣

因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创作风格,具体表现为: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予以诗意的言说,写的是凡人大事,文笔简约,风格明丽欢快;高晓声则以追踪反映的方式,致力于对农民心灵世界的探索,多为奇人奇事,善于细节描绘,风格幽默,喜中有泪.     

论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

对东北的书写,已成为近年来文学创作的热点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背景与“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语境下,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既接续了自近代以来工业小说的创作思维、审美旨趣、工业精神内核,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日常生活、个人记忆触摸转型时代东北工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突破工业题材固有的创作范式,用新工业题材创作、新人民性探索给予东北新的想象。     

历史题材与元虚构小说

对历史题材进行元虚构创作的小说,历史与虚构通过元虚构的方式进行"历史重建",实现了对历史题材进行元虚构创作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对抗现实主义小说和历史叙述的推定论断,质疑对过去的可知了解的绝对性,明确历史展现、过去和现在的意识形态含意,并尽可能多地展示给读者们种种隐藏的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关系研究

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二者间关系的关注古已有之。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运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对古代戏曲与小说的关系进行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而喜人的成果。这些成就不乏突破与创新,但对戏曲与小说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对说唱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及戏曲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关注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