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的主体性——与杜丽燕等同志商榷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坚持能动反映论的基本观点,综合概括现代科学的成就,是认识论发展和深化的理论方向。杜丽燕、尚新建同志的《对反映论的初步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对反映论的诘难是颇具启发性的;但对能动反映论的根本性的否定,则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说,能动反映论所坚持的,“依     

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兼与韩志国同志商榷

韩志国同志的《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学术研究》1985年第五期)一文,对这两个支配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的客观性提出了异议。作者探索真理的精神是可敬的,文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作者得出结论说:“这两个‘规律’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本文仅就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客观存在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以下简称“计划规律”)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质疑》认为,斯大林所提出的两个规律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其实首先发现计划规律并初步揭示它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即阐明其“理论前提”)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准备《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就指出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     

怎样认识按劳分配中的工龄问题——兼与孙大浩同志商榷

劳动者的工龄问题是按劳分配理论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孙大浩同志《按劳分配中劳动者的工龄问题》一文,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出发,肯定了工龄在按劳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对的。但我觉得孙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按劳分配中工龄问题的客观依据,没有对工龄问题在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说明。我也是对按劳分配中工龄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供理论界的同志们讨论。     

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兼析客观性属人性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1、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关系及二者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长期争论而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随着本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而凸显出来。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之后,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就围绕科学认识的性质和特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物理学把认识主体引入了微观认识过程,科学认识对象、过程和结果中不可剔除地包含着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科学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怎样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按劳分配——兼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理论上怎样认识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能否坚持和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李运福同志的《怎样理解按劳分配的弊病》(以下简称《弊病》)一文,对这个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表现了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但我对于文章的主要论点,感到难于同意,现在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诗歌分行之我见——兼与尚和平同志商榷

读了尚和平同志《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有一些不同想法。现不揣浅陋,简述如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最简便易行和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莫过于将这种观点放入它所涵盖的客观对象之中,来对照、比较两者是否相符合,以及相符的程度。尚和平同志提出,诗歌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是个抒情的强烈程度问题,     

排中律适用范围浅论——兼与李秀圃同志商榷

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现行的几种逻辑教材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述。一种认为排中律“只适用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而不适用于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以金岳霖本《形式逻辑》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以上海本《普通逻辑》(1986年修订本)为代表。两相比较,后者在排中律的适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宋养琰同志说:“计划经济的科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予以论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一切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或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是无法正确地去认识和利用客观一切规律的。一切规律支配着人,奴役着人,人成了规律的‘奴隶’。当他们谈到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到了那时,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不能在误解中消融客观性原则——再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避开的一个“操作面”,并已初获成果,值得高兴。问题是,在一些论者那里,“主体性原则”被解释成一种否定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的东西。李惠斌同志《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一文(《光明日报》1989年7月17日),便是典型的一例。它征引了七段马克思的话,三段葛兰西的话,论述自己的“实践本体论”。这种征引,以及作者对它们的发挥,把马克思和葛兰西均刻划成避开唯物和唯心基本分野的“实践本体论”者,这显系误解。本文将逐一分析李文对这十段话的误解,与作者商榷。     

也论认识的本质——与马俊峰同志商榷

“凡立言,先定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本质概念的明确性释义,是无歧义地译解认识本质的先决性前提;满足本质的第一要义(事物内部诸要素的恒定联系)和第二要义(某物籍以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是认识本质界说成立、必真的充要条件。这是马俊峰同志《本质的认识和认识的本质》一文(载《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马文”),给笔者的两点启示。但马文将物质和认识对置,把物质理解成认识的他物,进而解证出所谓认识区别于物质的特质——“反映”,起点尚嫌太低,立论似嫌单薄,论证有些牵强,笔者提出如下意见求教于马俊峰同志及学界同仁。     

我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目的之认识——兼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都承认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自己的生产经营目的,但是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究竟是什么,则还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目的是为了利润。对此,我和有些同志的基本看法一样,认为难以成立。除了他们已经讲到的一些理由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就是这样去讲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没有讲到“底”。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获得利润又是为了什么?总不能说,国有企业是为利润而利润。在资本主义社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孙中山晚年思想片断——兼与郭剑林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去年第5期发表了郭剑林同志的文章:《孙中山与吴佩孚》.郭文对孙中山后期与各派军阀周旋、斗争的历史做了较细致的描述与研究.这对于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将是有益的贡献.但是,有个别论断,值得提出来就教于郭剑林同志及各位专家、同行.     

道德理想再辨——兼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它的研讨将大大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近,笔者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刘伟同志这方面研究的专文《道德理想辨正》。(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辨正》)读后总的感觉是:该文确实不乏新颖独到见解,有许多地方能引起人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不过笔者也觉得文中有些提法、论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因此,笔者本着共同促进、相互启发的目的,将自己的见解提出来,以便和刘伟同志以及     

王勃生卒年考辨——兼与何林天同志商榷

王勃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晋阳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何林天的《论王勃》一文,对王勃的卒年提出了新的看法。笔者除赞同何文某些观点外,认为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特提出以就教于何林天同志及读者。一王勃的生年,史籍无明确记载,后人只是根据其卒年推算他的生年,但由于王勃卒年的记载极不一致,故所推论的生年也就各异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王勃是有自述的。总章二年王勃南游巴蜀,曾和友人同游玄武山山庙,所撰《游山庙序》就说过:“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后来,他在《春思赋》中更明确地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依此两处所载推算,王勃当生于永徽元年,即公元六五○年。这是可信的,何林天也肯定了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