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求索”录

“忧乐”“求索”录子岳阳是不好写的。历史上的岳阳肯定特别荒蛮。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开篇便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谪便是贬。滕子京原守边防，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任知州，防御西夏有功．却被人诬告，贬为妥州知州，可见那时的岳阳比甘肃还偏远荒...     

《岳阳楼记》首段注解四疑

《岳阳楼记》问世以来,注家纷起,评论繁多,欣赏文章也不绝于牍。人们对该文第一段四句序言性质的写实文字是如何注解的呢?《古文百篇评点今译》释曰:“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做太守。过了一年,政务办得很顺利,百姓安居乐业,一切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修岳阳楼,扩大了它原有的规模,在楼上刻了唐代名人和当代人的诗和赋。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这种注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当今最为通行的译文了。但是,代表性就一定意味着准确性吗?本文提出四点疑问,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岳阳楼记》“越明年”训释定谳与岳阳楼的增修时间

范仲淹《岳阳楼记》“越明年”作何解读，其中既有史料解读的分歧，也有词汇训释的差异。“越明年”的解读，当从历时性的语料研读入手，找出直接的证据。从时间记载确切的墓志资料可以看出，“明年”指的是次年，而非第三年；“越”字与时间连用，有“越”+时间点、“越”+时间段两种，前者表示的即“越”字后的时间，《岳阳楼记》之“越明年”正是如此。后者表示的是跨越、度过一段时间，“越”字为动词。在“越”+时间点这种用法上，“越”与“粤”相通，“越以”和“粤以”用法一致，“越”“粤”二者均是句首无意义的虚词，不能训作介词“到”“于”等义。因此，“越明年”即“明年”、次年之义，在《岳阳楼记》中，指的是庆历五年，而非庆历六年。对滕子京《与范经略求书记》时间的再解读，也可判定岳阳楼增修在庆历五年，与词汇的训释结果相吻合。     

谈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目的

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篇千古传诵的名文,其写作目的是什么,至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种认为作者意在规劝滕子京谨言远祸的说法,近些年来颇为流行。持这种“规劝”说的主要材料依据,是宋代范公偁《过庭录》中的一段记载: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岳阳楼记》新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我们民族的著名格言。但是,关于这篇名作的写作目的、思想意义以及文体作法等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本文试对上述问题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岳阳楼记》的写作目的,历来多以为是规劝滕子京。主要依据是范公偁《过庭录》中的一条记载: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萧萧数叶,满堂风雨——漫谈《芙蓉镇》的艺术

一《芙蓉镇》是着重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在它之前,已经有别的一些小说包括长篇写过这场浩劫。但《芙蓉镇》并不是从一九六六年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也不是从大字报、造反、夺权的狂潮写起。作家古华以其对生活的深切的感受与认识,独具匠心地展示了这场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悲剧的来龙去脉。因此,他从一九六三年群众好不容易刚刚熬过苦日子写起,但也并没有只以一九六三年为上限,实际上还以此为契机,回溯了这以前就存在的血统论、唯成分论留在胡玉音心灵上的创伤,捎带介绍了五七年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继而又补叙了公社化,“大跃进”带来的“精神会餐”之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 ,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 ,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 ,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 ,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的创作     

变法领袖们的词——范仲淹、王安石词略论

北宋中期先后发生了两次变法,一次是仁宗庆历三年的“庆历新政”,一次是神宗时的熙宁变法。范仲庵是庆历新政的领袖,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魁首。二人又都是文学家,虽并非专注於词者,创作数量也不多,《范文正公诗余》仅收范词五首,唐圭璋《全宋词》从诸书中也只辑得王安石词三十一篇。但这些词却不可小觑,在词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宋·王灼《碧鸡漫志》谓:“长短旬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①。东坡在词坛上的开拓之功诚然是彪炳千秋,但也並非前无古人。宋代词风的开拓,     

思想转型对散文新变的影响及启示——以北宋庆历时期为例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思想新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庆历前后也成为文风革故鼎新的重要时期。当今社会正处于思想转型时期,深刻地解析庆历前后思想转型对散文创作的影响对今天的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训“缩酒”

《左传》鲁僖公四年春,齐桓公与管仲以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借口之一,纠集鲁、宋、陈、卫、郑等诸侯国军向楚国大举进攻.对是句中之“缩酒”一词,历代诸家训之为“浚酒”、“泲酒”、“渗酒”、“滤酒”。     

欧阳修碑志泛览

欧阳修散文中,碑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阳修的碑志可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的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文章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欧阳修的碑志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浑名诗小辑(四)

《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按: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穀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见《全宋词》第一册。宋祁字子京,天圣二年进土。累迁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有集。     

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

我刚从桂林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书市归来。在书市上,我推出三本新书,其中的一本献给小读者--《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我写这本书,是因为常有小朋友问我:"什么是'专业作家'?"我笑道:"'作文专业户'呗!"他们一听,便要我这个"作文专业户"告诉他们作文的"秘诀"。于是,我"现身说法",写了这本书。我小时候怕写作文。那时候,我觉得写作文是一桩难事。为什么呢?做数学题,只要你懂了公式,就能算出来。可是,写作文就不一样,即使把语文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写起作文来未必顺手。特别是作文题目千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赵炅端拱二年(989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二十七岁举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地方、朝廷、军队任职,并三遭贬谪。范公一生忧国忧民,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治政、治军的成就,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我国历史上,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战事而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同时,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中国文学史应从“卜辞文学”始

湘潭大学萧艾教授说:“中国文学史应从‘卜辞文学'开始.‘卜辞文学'的确立,将打破中国文学史始于《诗经》的看法,把中国文学史向上推溯六七百年.”近年来,萧艾教授致力于“卜辞”研究.他认为,通过卜辞,可以从侧面去认识商代文学的面貌,某些卜辞之具有文学性质,这无论是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一词的含义,都是说得过去的.他认定     

做好一块“海绵”——记“上海市终身学习典范”陈伟如

陈伟如简介:网名“海绵”,1948年4月出生,中国飞纶制线厂退休工人。2002年参加“百万老人网上行'学习,2004年加入“老小孩'网站,2007开始担任“老小孩”网站电脑讲师,2009年担任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老年)学校教师。2010年初被评为“上海市远程老年大学收视点”优秀工作者、2011年陈伟如家庭被评为'上海市学习型家庭示范户”、2014年荣获上海市科技助老志愿者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