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正式制度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依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无法保障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协同的可能,只有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协同,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博弈

在当下中国法制建设背景下,国家法在民间社会中面临多重困境,形成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博弈,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体现出的社会复杂性与路径抉择,需要以一种智慧性的理性的思维均衡分析,以期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价值共契。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论析

在蕴含着民族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国家通过立法、立项、财政支持等手段,使民间社会的保护活动合法化,并使“国家在社会中”;民间社会则借助国家的资源,在国家话语权下,采取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策略,践行着“文化自觉”.正是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良性对话与磨合中,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国家法与民间法双向互动之思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笔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应在消除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并对此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土社会中之国家法与民间法辨析

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概念、并存成因、作用范围等方面对乡土社会中之国家法与民间法进行辨析,进而论述了二者协调与互动的必要性及途径。     

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通过从法经济学视角和法社会学视角对乡规民约进行考察,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治社会中,应当由国家法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治框架下的自我完善,加强农村公众对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秩序规则的认识,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社会适用上的不足,将两者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制作用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国家行为与社会资本建构

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民主社会和治理的基础,但国家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通过制约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限制其对民主社会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互补和嵌入社会,建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的社会资本,为有效治理提供保障.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创造的社会资本,通过变革现状或对社区的回归两种方式,可以为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变迁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