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与行政法治的努力方向

“市场经济地位”诸标准的导向是构建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桥梁,协调经济自由和政府管制的张力。入世后,要获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同,关键在于按照WTO的要求实现规则“国际化”、贸易“自由化”、行政“正当化”和司法“去软化”。     

论我国"入世"背景下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管理

科技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必将随着我国“入世”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本文立足我国“入世”与市场经济的现实背景 ,在阐述发展科技中介组织重要意义的基础上 ,对我国目前科技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以及政府如何加强管理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看法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加入WTO最大的挑战，最积极的应对就是，政府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顺利实现职能转变，特别是经济职能的转变。     

论"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 ,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一个现代政府要想成为有限政府 ,必须走“内外结合”的建构之路。     

浅析中国“入世”对政府机构改革的正面影响

2001年,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定局。“入世”进一步把中国推到开放的前缘,使中国面临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机构改革,也必将由于“入世”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深受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入世”对政府机构改革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第一、优化环境。是指通过“入世”把中国进一步推进到国际大家庭里面,使中国能够更加开放,更加理智地面对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挑战。现在还有许多国人在相对闭塞的环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对入世后市级政府管理应用体系的思考

入世后面临的新形势,给政府职能转变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入世后的5年过渡期内,市级政府要深入研究入世规则,结合各自情况,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健全管理体制,建立起完全适应入世要求的市级政府管理应用体系。一、从直接的微观管理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转变,完善和健全适应入世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首先要转变政府调控职能。凡是应当由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办的事,政府部门就要退出,把自己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转移到抓规划、抓大事、抓协调、抓服务上来,依法进行宏观调控、监督和管理。其次要转变调控方式。入世后,在宏观调控方式上…     

试论积极应对"入世"挑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中共中央的正确抉择。“入世”对中国来说 ,有利有弊 ,利大于弊 ,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大于挑战 ,因此 ,我们的政府和企业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面对“入世” ,就要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加快制度创新 迎接"入世"形势

在邓小平全球化理论指导下 ,中国从“复关”转向“入世”。经过 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谈判 ,随着我国“入世”谈判同美、日、欧盟等主要经济贸易伙伴国家达成双边协议与“入世”的有关法律文件的框架基本形成。 2 0 0 1年 12月11日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转变 ,我们只有通过制度创新 ,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高效、廉洁、法制政府 ;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才能消除和化解我国现代经济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差异和冲突 ,与世界经济接轨。     

WTO规则与政府管理的变革

入世后的中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改革中,尤其重要的是:实施依法行政,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转变角色,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改革规制,从计划政府走向市场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从单中心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     

以民为本与建立服务型政府

“以民为本”作为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与“以管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相应的政府模式也应确立为服务型政府模式。同时,建立服务型政府也是顺应世界潮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贯彻“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积极促成政府与公民传统价值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要实行民主行政,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搞好权能划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制。     

论"入世"后的政府改革中的创新选择

"入世"后,世界贸易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力量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管理的改革是中心,它主要包括政府观念的更新、政府规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过程的公开.政府关系的调适是目标,政府与世贸组织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新的定位.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关键,只有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政府与立法、司法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配置权力,科学界定各自的权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与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改革的关键是职能转换。但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往往存在着“政府行为的经济化”现象,它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实现政府转型。     

地方政府调控与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探讨

中小企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是大型骨干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环境要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能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应抓住入世机遇 ,进行制度创新 ,通过引导、服务、规范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对中小企业来说 ,开拓市场是永恒的主题 ;产权清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的基石 ;有效的资金援助是发展的关键 ;竞争基础上的协作是发展的动力。政府要努力消除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信用资源的公地悲剧”和“十字路口”现象 ,切实实施政策和法规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与调整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将面临全新的经济环境,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和积极调整公共政策,才能应对加入WTO后各方面的挑战.加快规制政策的调整是"入世"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积极有效的宏观政策是政府迎接"入世"挑战的重要手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政策指导能力是"入世"后政府的重要职责;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法律体系是"入世"后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     

内陆地区政府思想解放的特征分析

内陆地区的政府观念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内陆地区政府观念的根本转变,必须从以下几个理论误区中解放出来:1、从“政府就是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转变为“政府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2、从“政府领导人民致富”转变为“政府引导、指导人民致富”;3、从“政府要为社会建立各种市场”转变为“政府要建立市场机制、市场环境”。     

"服务型政府"价值实现的制度安排

近年来 ,“服务型政府”不论是从理论的层面上 ,还是从实践的层面上都成为我国政府改革重要的价值取向。那么 ,如何实现“服务型政府”的价值 ,本文从价值与制度双向互动的角度 ,从通过制度重塑来达到价值重铸的角度来立论 ,寻求我国“服务型政府”体制建构的路径选择。     

政府制度性制约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

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在“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 ,对市场经济我们眼下还不能有过多的要求与责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在政府一方。 1 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寻求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途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三农”问题 ,乃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的相关研究

市场是在各种或隐或现的规则里发挥其资源配置、产生激励约束功能的。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作为一个拥有独特的激励结构的博弈参加者,其行为具有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密切相关,二者共存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并日益构成目前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行为转型的内容及研究对象。     

试论"政府诱导"与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之养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民众思想纳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轨道,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物质利诱”,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灌输“脱亚入欧”、“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受害(补偿)”、“天皇神国(武士道)”等思想。日本民众因这种长期的“政府诱导”而形成的“军国主义心理”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奠定了“民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军国主义心理”的驱使下,日本民众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彻底清除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