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文学的影响与交流

近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征象就是中日文学的影响与交流。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大批留日学生和走访日本的学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了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和交流。近代中国文坛的观念变革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均不同程度受到日本文坛的各种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较为热烈。本文以大量的材料,较详细地叙述了中日文学影响与交流的状况     

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

颜之推是南北朝晚期由南入北的著名文人,在当时的南北文学交流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他早期在南方生活,深受南方文化的熏染,晚期来到北朝,参与了北方的文化建设,负责北齐文林馆的运作,与北方文人往来甚密.他的<颜氏家训>一书,集中代表了他对文学的认识,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     

宋代中越文学交流述论

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越南佛教,构成了宋代中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文化背景与影响因素.这一时期越南的世俗文化往往掌握在佛门僧侣手中,出现了以僧人假冒儒官与宋朝使臣进行诗赋唱和的事件.文学作品多由僧人或佛教信奉者所创作,作品题材也多与佛教相关,还有一些作品模仿自中国诗歌,具有以禅入诗的特点.此外,人员的流动是中越文学交流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宋真宗对占城稻的推广,则使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具有越南特色的描写对象.古代中越文学交流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宋代就已初步奠定.     

日延与吴越国时期的中日交流

在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中,日本僧人日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受朝廷派遣,护送中土散佚的天台宗典籍来到吴越国,并在四年后携带钱弘俶造阿育王塔、唐代新修《符天历》以及千余卷内外典籍回到日本,并向朝廷上呈了在华日记。他不仅是文化使者,也负有收集吴越国情报的政治使命,他的出使是意欲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的日本谋求与中国交往的一种新尝试,也是吴越国欲以佛教交流为纽带,将日本纳入东亚秩序的一种努力,这种以僧人为媒介的外交方式被北宋所继承,成为北宋前期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模式。     

兰陵萧氏与南北朝文学交流

兰陵萧氏作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南朝家族,在南北朝文学交流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方的萧氏家族成员通过出使北方、接待来使、评价和介绍北方的作者和作品等各种方式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学交流。此外,萧氏家族成员也不乏入北者,尤其是梁亡以后大批萧氏家族成员进入北方,分布于关中和关东。萧氏家族的入北者有不少人因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受到北方士人的重视,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游,使南北文学的交流得以进行。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徐陵与南北朝文学交流

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交流频繁。徐陵作为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作家,曾经出使北朝并在北方生活达七年之久,他不仅在北方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与北方文人多有文学上的来往;返南之后与北方文人间也有文学创作和欣赏上的交流。北方文人也不乏对徐陵作品的接受和学习。通过这些活动,徐陵在南北朝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当时和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

在新的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新的变化,对之的研究从理念到方法也必然要有新的推进。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在以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在关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要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相关信息,如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等等。文学交流中的任何接受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的贡献也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

文学活动是作者 -文本 -读者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活动中 ,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存在与实现问题。文学交流可以用一种交流构成图式来解释 ,它是由作者、读者、语境、文本、联系、代码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学交流的动态过程中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居于首要地位而为批评所重点关注 ,从而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 ,当某一派别的批评将文学意义的实现与文学交流六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联系起来时 ,此种批评对文学交流整体的特殊作用也就得以显现     

中韩古诗交流与研究

汉诗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既有赖于中韩两国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有赖于韩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历代众多诗人的热心学习与积极创作.前者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外因,后者则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内因.韩国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从形式上看,既有古体诗的四言、五言、杂言体,也有近体诗的律诗(五律、七律)和绝句(五绝、七绝)以及排律.从内容上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无不纳入到了诗歌创作题材的范围.中韩两国先人创作大量诗歌,友好往来,唱和酬谢,为我们中韩两国的后人奠定了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研究的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古代"诗味"论探微

"诗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比及其他范畴,其历史更悠久,运用更普遍,影响也相当深广.本文试对"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探寻它在演变历程中的轨迹及其深刻的蕴舍与美学价值.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为何会断裂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断裂于现代,人们常将其归咎于新诗的倡导。本文通过史料的研究,证实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兴起和科举的废除,才是致其断裂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文同古体诗用韵研究

穷尽考察了文同古体诗作的用韵,基于其用韵分部与《广韵》分部的异同,可分文同古体诗为21部。文同古体诗基本上按照宋代通语押韵,但多少显得有些保守。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向西方学习,积极地借鉴和汲取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