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行政指导诉讼问题初探

行政指导有广、狭两义。狭义行政指导满足具体行政行为要求的构成要件,当属具体行政行为,应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包括。以狭义行政指导的不同功能为标准,可将其分为三类:规制式行政指导、调整性行政指导与授益性行政指导”。对此三类行政指导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做不同分析。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作为同行业的自律性组织,行业协会的私序规则和行业利益最大化追求,使得其具有限制竞争的天然倾向和内在冲动,而现实经济活动中,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情形也广泛存在.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给予反垄断法规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也纷纷立法,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行为类型、违法性认定及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对禁止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作出了规定,但就立法完善来说,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应当摆脱依附于垄断协议的立法现状,设立专章就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行为类型、违法性认定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规定,以体系化思维重构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制度.     

信托合同视阈下的信托受托人权力

受托人权力具有他益性与约定性特征,伴随信托商事化应用的增加,受托人权力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由于信托法任意性规范的特征,信托合同成为配置受托人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是信托合同机制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格式条款的大量应用为受托人权力的扩张甚至滥用提供了便利。治理合同路径下的受托人权利扩张,应当创新受托人权力的配置方式;完善《信托法》法制,确定受托人权力制度,增加信托合同制度,通过私法规制、行政规制等多种手段调整受托人权力制度;同时应当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为受托人权力行使提供健全的制度环境。     

行政救助标准研究——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例

行政救助是实现国家对公民生存照顾义务的重要手段,行政救助标准直接决定着公民获得救助权利的实现程度。行政救助标准的核心在于最低限度生活,行政救助标准在性质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确定行政救助标准过程中均应有所作为。我国行政救助标准的完善应在理论上明确行政救助标准的性质,在制度上规范救助标准的确定程序,并建立行政救助标准与预算的动态联系。     

我国行政立法性质分析

行政立法在现代行政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行政立法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尤其对我国而言,由于政体方面的原因,行政立法的性质比起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讨论语境,再加上立法条文上的模糊,更加使行政立法的性质变得扑朔迷离。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存不存在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究竟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所为,还是立法机关的授权所为?行政立法究竟是立法权的行使还是行政权的行使?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立法作为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的结果,逐渐成为行政机关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     

民生立法视域下的给付行政程序辨析

民生立法应基于正确的给付行政程序观念,这要求我们对给付行政程序概念进行澄清.“给付行政程序”不等于“非控权行政程序”、不等于“授益行政程序”、也不等于“给付行政行为程序”.目前国内法律界对给付行政程序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2008年颁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明显缺失给付行政程序观念,2011年颁布的《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虽有所校正,但仍未厘清是否统一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的问题.《社会救助法》(草案)则在诸多方面存在给付行政程序的偏差.     

行政法合宪性之构造研究

行政法合宪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阐释,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应当在一国宪法和法律制度中体现出来.我国行政法目前还存在诸多的合宪性不足,基于此,行政法治必须由宪法定位、行政法制定主体相对单一、非立法机关行政立法行为应有正式授权、行政法实施依据具有唯一性、行政法促成宪法实施等.     

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力是政府应对紧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 ,但行政权的强化是一把双刃剑 ,行政紧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在分析法律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 ,就如何具体规制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提出了建议。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裁量权及其规制之道

必须寻求规制公共危机管理中合法行使行政裁量权的有效途径,在化解公共危机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行政裁量权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裁量权,从立法控制、行政约束和司法救济三个方面来加以规制,使之扬长避短。     

论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

虚假广告是损害消费者与合法商家利益的一种违法行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广告内容夸大、失真;广告语言模糊,令人误解;广告内容不正当,有着极大的危害性。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虚假广告行为明确的定义。要从立法上明确虚假广告的概念和标准,完善以《广告法》为中心的虚假广告立法规制,尽快出台《网络广告法》,对网络虚假广告进行规制,使虚假广告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     

欺骗性价格表示的法律规制

欺骗性价格表示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形式复杂,危害严重,应当借鉴外国关于欺骗性价格表示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市场竞争状况的发展,尽快将欺骗性价格表示纳入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     

非诉行政执行的范围研究

《行政强制法》颁布以后,对我国现行立法关于非诉行政执行范围的规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依据法律是否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来确定对行政行为的执行是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还是由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行政强制法》颁布以前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执行的,行政机关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只能自己执行。对强制拆迁而言,基于违反城乡规划法的强制拆迁和基于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拆迁,分别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和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理论上讲,应当依据强制执行的方法的不同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划分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权限范围。     

行政救助法治化研究综述

由公权力实施、公共财政承担对身处贫穷和危难状态的公民进行救援和帮助的制度自古就存在.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我国的行政救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其进行法治化研究,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的行政救助法治化的制度设计现状和理论研究现状都存在很多问题.对行政救助的法治化研究路径应借鉴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成果,以行政救助立法、行政救助决策、行政救助实施和行政救助救济为线索来研究行政救助的法治化问题.     

药品技术转让行政规制的规范重构

对技术转让行政规制进行规范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外商投资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的目的在于防止贸易扭曲,但对国内产业来说,确保技术转让的商业属性并保证行政规制的合法性具有更重要的意义。2009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制定的《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旨在提供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与市场准入限制相结合的行政规制措施,其妥当性值得商榷。目前的规制措施既不符合《外商投资法》中技术转让条款的要求,也不符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的制度调整方向。药品技术转让规范应当以民事法律规范为基础,没必要对药品技术转让进行特殊界定;应当明确药品技术转让的市场化制度,避免双轨制监管框架重现,并通过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药品技术转让规范在内容上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冲突。     

论恶意“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现代网络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相结合的信息搜索方式,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盲从性、后果的多重性等特点。"人肉搜索"如果被恶意使用或者滥用,就会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的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等权利造成侵害,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应当从刑法司法和刑法立法两个层面对恶意的"人肉搜索"进行规制,前者是指在现行刑法规定的框架内,在保持刑法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对《刑法》条文的妥当解释和正确适用,追究某些恶意"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后者是指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刑法》中增设"泄露他人隐私罪"或类似罪名,将恶意的"人肉搜索"单独纳入刑法进行立法规制。     

浅谈具体行政行为执行与起诉的关系

具体行政行为是相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权力，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它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效力，需要执行的则应当予以执行。与此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也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一来，具体行政行为往往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起诉而得不到执行，于是，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管…     

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

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根据行政行为适用的对象是否特定，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法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可以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决定、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只能适用一次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已经为我国法律所确定。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则没有。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世。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

现代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已超脱于传统观念,呈现出积极性和发展性特点.立足结构一功能视角,考察转型期我国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其发挥深受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救助法自身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地要求社会救助立法关注公平救助;民主政治体制强调国家承担根本救助责任;而社会救助法自身的结构要求社会救助立法更加关注社会救助权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建构.我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对此应当予以关注.     

环境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诉讼中的重要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原告只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和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于环境行政诉讼存在问题.环境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与环境行政程序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大体一致.授益性环境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实体性事实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损益性环境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实体性事实证明责任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