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勾践古剑千古不锈之迷

成语“卧薪尝胆”中的男主角勾践嗜好铸剑.据《拾遗记》记载:“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断水,三名转魄,四名悬翦,五名惊鲵,六名灭魄,七名却邪,八名真刚.”他还热衷于搜集和珍藏名剑.当时的宝剑鉴定大家薛烛看到勾践珍藏的宝剑时,大吃一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稀世之宝.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蔡邕故里新考

蔡邕故里新考史福庆，张万青蔡邕（１３２—１９２），东汉文学家。对其故里史志记载各异。据《后汉书》记载：“蔡邕乃陈留圉人”。陈留即今开封县陈留镇，距开封城东南４５里，汉时置郡。圉，即今杞县西南５０里处的圉镇，汉时置县，故城在此①辖于陈留。但当时，尉氏和...     

左氏“日南至”辩惑

《春秋》、《左传》都有些朔日的记载。《春秋》所记的只限于“日有食之”;《左传》则在日食之外,多了两则“日南至”(即冬至),一则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正月辛亥朔”,另一则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二月己丑朔”。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推算,凡是“日有食之”的干支日名,基本上都正确;而两个“日南至”的合朔和冬至的日名,都是错误的。这就有了问题。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鲁南风味早点糁汤

糁，在文字上讲是用肉做成的汤羹。我查过字典，字典里不发这个音，但在鲁南地区都读作这个音。它的历史悠久，（《说苑·杂言》中就有“七日不食，黎羹不糁”的记载。《礼记．内则》称：“糁，取牛、羊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这里所说的“糁”，颇类今糁。     

古代戏曲音乐南戏及其特点

南戏 ,亦称戏文 ,是我国古代最早成熟的戏曲音乐艺术 ,被人们誉为“戏剧之祖”。明祝允明《猥谈》云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 ,南渡之际 ,谓之‘温州杂剧’”。它是用南方语音、民歌小曲合成的一种民间戏曲 ,自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 ,在浙江省的永嘉一带极为流行 ,故又称之为“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亦有记载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 ,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另曰‘永嘉杂剧’”。南戏的产生早于北方杂剧 ,最初只是一种以村坊里巷歌谣小曲为基础的歌舞小戏 ,在发展过程中 ,大量汲取了宋词、元曲以及诸宫调养分 ,逐渐完善…     

从朱子与陆象山的字号看儒禅之代兴

朱熹与陆九渊是南宋儒学的两座高峰,他们都无意于援禅入儒,但由于二人处于儒禅杂糅的时代,朱、陆的字号恰好保存了儒禅代兴的痕迹。给朱子取字的刘子翚由默照禅契入,会通禅学与颜子之学,其《字朱熹祝词》中的根本—枝叶之喻主要来自默照禅。刘子翚不顾大慧宗杲及其儒门好友的劝导,坚持以静默为本,其“木晦于根”乃默照禅之旨。陆九渊建精舍于马祖道一曾经结庐之地,用“象山”之名掩盖其旧名“禅师山”,居象山时常说“耳自聪,目自明”等语,颇似马祖禅风,正是在此时朱子认为他找到了陆氏是禅的“真赃”。朱、陆的字号折射出儒禅之代兴,为探索经典世界的察名法提供了例证。     

赣水、赣县名称源流考

江西别称为"赣",因赣水纵贯全省而名,而赣水、赣县名称源流在古代文献中复杂歧出。从赣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对其来源进行考察,并辅证于史籍、方志等诸多文献,可以得出赣水之"赣"是假借表"赐予"义之"■"为之。后"■"字形体俗讹成"赣",并非来源于"贑"。从文献学及地名命名规律也可论证赣水名称先于赣县。     

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太乙原始意义及其变迁历程的辨析

太乙最初是指竹木枝的主干,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萌发出植物和人的生命本源、天地万物本源以及哲学上客观精神或自然规律的意义。后因被用于星名、帝王名,演衍出天神和道教神的意义。     

“放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放置"义动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置"是上古至中古时期"放置"义的主导词。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放"在搭配对象、义域上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置"成为"放置"义的主导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比通语中要丰富,既有承传词,又有创新词。各方言中使用的"放置"义动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