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张力与萧纲赋的诗意呈现

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与对字词的敏感,使萧纲之赋具有鲜明的诗化特征。其赋之语音平仄相间,韵随意转;语词通过删略、嵌合、倒装等方式蕴无穷之意味于简约、凝练之中;压缩的语境从抒情角度、语象组合方式及情感态度等三个方面规约其语义之新生。萧纲之赋以精致典雅的语言营造了一个纤巧美丽而又诗意盎然的世界。     

论萧纲的边塞诗

萧纲在诗史上素以“宫体”见称 ,但观其创作实际可以发现 ,“宫体”一词并不能涵盖萧纲诗的全部。以萧纲的边塞诗为研究对象 ,对其创作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归纳 ,证实该类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 ,亦或风格情调诸方面 ,与其宫体诗相比 ,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可见萧纲诗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重论萧绎的文学派别归属

梁代文学思想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中萧纲和萧绎代表趋新派.但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看法,认为萧绎应该更接近以萧统为代表的折衷派.这种说法,出于对一些基本文献的误解和萧绎创作风格的忽视.从根本意义上说,萧绎应属于以宫体为创作方向的趋新派.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庾信前期赋再评价

历代学者因对"宫体"持有偏见和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形成对庾信赋贬前褒后的评价传统。这种评价传统忽略了庾信前期赋的过人之处,即在内容层面注重现实、在技巧层面注重对偶、在体制层面将诗赋交融发展到顶峰。庾信后期赋乃至后世中国文学对其前期赋多有继承、借鉴和拟作,因而需要对庾信前期赋重新认知与评价。     

论《闲情赋》的独特性

《闲情赋》是陶渊明的一篇独特的作品。一是它的艺术成就对文学审美作用的完善以及对赋这种文学体裁的进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从美学角度看,它所体现的审美意识与它的时代迥然有别,在作者的创作史上亦属例外。究其因,是传统力量、社会背景以及作者自身的文学素养、意识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论咏物诗在齐梁间的演进

王夫之云:“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作较为具体的判断,从作家作品之数量,诗歌题材之广度,艺术技巧及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齐梁咏物诗的创作加以对此,认为咏物诗兴于齐,盛于梁,咏物诗全面兴盛的时间当在梁代。     

论南社骈文辞赋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简论中国赋体文学的发展史角度,论述南社文人所撰写的骈文辞赋,对于中国骈文辞赋的历史传承作用,以及南社文人注重文学的时代特征。     

论梁代宫体诗派发展的历程

参照萧绎《法宝联璧序》等文献,可以发现梁代宫体诗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普通年间至中大通前期为宫体形成期,此时的主力是萧纲的幕僚,中心在萧纲藩府;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六年前后为与京师文风融合期,此时主力是萧纲东宫官员和倾向于宫体的士人,中心在萧纲东宫府;大同六年以后至梁末为盛行期,此时宫体弥漫朝野。每一阶段大约都是十年。这一结论有助于还原梁代中后期文坛原貌,为考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提供证据。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明清侯官许氏家族文学考论

明清时期,福州三坊七巷涌现出大批文学家族,标举风雅,引领一时文学风尚。其中侯官许氏一门绵延六代,至少十三人有诗集行世,其中不乏闺阁诗人,且大都善画工书,是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创作中融入其独特的性格气质,其家族文学成就在福建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分析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不能因为简文帝萧纲的批评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义,在众多文人集团中,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有其特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与永明体和宫体诗创作的对立批评之中,而裴子野与萧纲论争的原因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裴子野集团在当时文坛上影响之大。     

论徐松的文学成就———兼论《新疆赋》的文学特点简

清代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徐松,其文学成就的研究至今阙如,这与其久负文名的实际状况极为不符。文章就徐松的文学成就、《新疆赋》的文学特点,进行了论述,初步揭示了徐松在楹联、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新疆赋》在篇幅、结构和内容、形式、语言以及句式等诸方面的文学特点,从而彰显出徐松作为文学家尤其是赋家的杰出成就。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论宋玉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楚文学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历来屈宋并称。但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学者都对宋玉和他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而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宋玉在语言、结构等方面为后世赋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是赋文学之祖。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对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