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体制述论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中央监察系统通过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和御史台权、扩大御史监察范围、精简谏官人数、扩大监察职能、御史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监督、封驳官与台谏共享监察权 ,将秦汉以来的御史纠弹百官与言官谏诤君主合二而一 ,形成台谏合一体制。在地方建立了监司与通判两级监察体制 ,使监察体制更为严密 ,并为其后的元、明、清代多层次的地方监察体制奠定了基础。     

明代言官与皇帝述论

明代言官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简称给事中)的统称.由于明代谏无专官,让御史和给事中兼负进言之责,所以也称他们为言官.这样明代言官既有纠举弹劾之权又有进言上谏之责.明代在言官的设置上颇费心机,使言官秩甚卑、权甚重、赏甚厚.因为秩卑其爱惜自身之念轻,权重则职司不受阻碍,赏厚则求效之心激切.明代言官仅为正从七品小官,其秩甚卑,却可以进谏皇帝,弹劾阁臣大僚,其权甚重;可以超迁为按察     

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之式微

给事中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监察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千余年尤其是汉、唐、宋、明诸朝的发展,给事中取得了包括封驳、言谏、监督、稽核等诸多重要权力,为维护统治秩序、保障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清代,给事中制度不仅从机构、人员、品位等直观方面明显式微,而且从其职权方面看,言谏职能丧失、封驳无从行使、稽核成为具文。清代给事中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全面式微的原因,在于君主专制集权的强化注定了其监察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由此给事中就不得不由"言官"向"监官"转化,其职权被侵凌,作用遭轻视,制度变迁缓慢,并终被历史抛弃。考查这一过程,我们认识到:监察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监察立法必须扎根于民主,监察系统必须有分工合作,尤其是必须依法监察、依法治监,使其运行法治化。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是国民党监察组织的辅助机构,通过党员监察员的调查、规劝和检举等工作,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监督,以保证国民党党员能够执行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当时已失去其革命性,这种做法不仅在外部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在内部,也由于其将监察网变成特务网而引起内部互相猜忌,使国民党党员人人自危,有良知的国民党党员也不顾一切“叛党”。党员监察网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     

监察委员会人事管理与约束监督刍议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监察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次上的确认,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件大事。“一府一委两院”的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深化监察制度改革依然是健全完善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路径。监察委员会的出现不同以往政治体制的改革,使行政监察迈向国家监察,监察制度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人事管理和“超级机关”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法治建设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独立性与权力制约两原则,从人才选拔、人事培养到人事考核探索监察委员会的人事管理,从党的领导和外部机关约束监督的视角思量监察委员会的被监督问题。     

论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合理界限

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宪制安排,其目的在于防范和化解监察委员会滥用权力的风险。由于在制度和实践中尚未处理好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与人大有效监督等关系,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时容易出现抽象监督与具体监督的两难抉择,需要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划定合理界限。在合理划分监督界限上,应坚持类案监督,避免个案监督;坚持程序监督,避免结果监督;坚持实质监督,避免形式监督。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监察委员会的法理分析——兼论符合国情的监察制度之建立

我国现行监督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监督主体的多元导致了监督缺乏统一性和有效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和试点正是对此问题的制度改革.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符合党的领导的宪法原则;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的融合,是基于国情和现实的制度创新,保障了监察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也有效化解了针对“双规”双指”合法性的质疑.当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应受到严格监督,保障监察权在法治之下良好运行.这样,监察委员会才能有效行使监察权、监督公职人员勤勉履职.监察的实效性才是宪法和法律权威的保障.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 逻辑与作为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照法律与党内法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理念、制度与行为的总称。这一制度有助于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实现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后的有力监督,保障监察委员会权力依法运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虽然实现了监督职能从试点规定到法制定型的转变,促进了人大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推进了我国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但也存在现行监督方式比较模糊、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不完全协调、人大代表的专业监督能力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这需要从完善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原则、释放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动力、区分监督相对人性质、丰富模式化监督行为、深化法律监督、强化民主课责、提高监督素质等方面加以健全。     

论明朝财政监督体制

明朝封建统治者为推行财经政策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力实施财政财务监督。为此 ,建立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中心的监察性质的财政监督体制 ,并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的法律、法规。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则促成了明初百年的繁荣和兴盛。明朝财政监督体制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同时监督机构的职责既有分工 ,又互相交叉 ,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而财政监督机构又按行政区划来设置。这些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客观要求,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和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意义重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织机构,削减了大量的审批事项,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诸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联动改革缺失、信息不对称、配套政策不到位、对中介机构监管的失效和部分下放事项便利程度不够、含金量不高等问题。这就需要调整法律法规、提高审批队伍素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建立统一共享信息平台及规范对中介组织的管理等。     

影响我国行政监督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新时期我国行政监督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取得可喜成就,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一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导致监督效能下降,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分析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发现这些问题并通过具体的对策加以克服,对强化行政监督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要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创新行政体制 ,实现“行政提速” ,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行政审批制度。     

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督制度,创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强化于明清,建制周密,历史悠久。追溯历史长河,通观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监察监督历史,历代封建君主皆极其重视监察制度的创建和对官员的监督。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础教育课程缺失问题浅析

课程缺失有育人目标定位模糊、课程结构不当、教师选择加工遗漏及学生认同编码遗漏等表现形式 ;其原因在于课程价值观念错误、行政督导无力、实施过程无序、教育技术技巧落后等 ;其特点呈现为客观性、渠道多样性及部分可控性。治理课程缺失对策应是强化课程立法 ,整肃行管规程 ,加速课程改革 ,完善考评制度等     

权力体制民主化与现代行政改革探析

现代行政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推进权力体制民主化建设。现代行政改革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人民民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从而推动权力体制民主化进程。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与行政改革内部阻力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的。地方政府具有特殊角色,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利益和功能,因此当行政改革触及地方政府利益时,阻力由此产生。要深化行政改革,必须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消除地方政府内部产生的阻力。     

司法化：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之根本

行政复议司法化是孕育于西方国家行政审查制度之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改革模式。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非司法化的具体表现及其弊端，并着重介绍了英国、韩国及台湾地区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的一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