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族地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与完善

民族地区民间纠纷具有农村性和民族性特点，解决这些纠纷应该有独特的思路。完善解决纠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适当均衡的理念，具体环节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构建多元的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正确处理各种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关系。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现代仡佬族的民间法与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以贵州省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为例

红丰村还保留着一些独特的民间法规范,而且很多规范时时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民间法规范主要表现为禁忌、族规和惯例等。红丰村的民间纠纷主要是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林木纠纷和用电用水纠纷等。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家族对纠纷的解决以及村委会和乡政府对纠纷的解决。     

略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和谐社会并非是指一个没有任何纠纷的理想"桃花源",而是指一个纠纷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因此,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纠纷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纠纷不断涌现的过程.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为激化,有些矛盾纠纷最终演变为非理性的暴力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和谐.本文基于对和谐社会内涵和构建思路的理解以及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关系的分析,就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了阐发.     

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多维观察——以陕西省为例

从不同维度观察农村土地纠纷,可以真切地观察到农村土地纠纷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观察到农村土地纠纷对社会和谐的具体影响以及各种解纷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效果,帮助我们对农村土地纠纷及其社会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各类解纷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为构建便捷、高效、经济、公正、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翔实的经验材料.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重构农村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江苏省D村为例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而影响巨大的转型变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各种纠纷也在不断交织、凸显,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需要进行调整。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新建构,变得更加紧要。本文立足于社会转型期农村的时代背景,以江苏沿海城市的D村为研究对象,从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入手,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存在的纠纷及特点进行考察,尝试探讨农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有利于实现现代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中国乡村社会的外生纠纷解决 ——以行政性代理机制为视角

行政性代理是基层司法所应对外生纠纷的一种常见处置方式。行政性代理的发生,缘自乡民的自愿选择,是村镇干部基于维稳职责或权力互惠需要而进行选择性执法的结果。行政性代理借助“情理法力”不同程度地运用,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地带,有效规避了因“地方性知识”不对称、“情理”适用局限、“法”无法得到完全接受和贯彻等原因引发的纠纷解决转为暴力对抗的社会风险。在纠纷解决资源依然匮乏的乡村社会,面对日益增多的外生纠纷,司法所仍需部分承担并发挥其法治引导与纠纷化解的重要功能。     

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G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为例

与我国整体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样,G省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矛盾纠纷多发、群发的现象,甚至部分纠纷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为了适应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目前急需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针对转型期纠纷多发的情势对其进行深入的现状透视,找出其内在与外在的多重原因,并针对其现状和原因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来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乡村民间纠纷解决与有效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乡村民间纠纷呈现出涉法性、复杂性、激烈性、累积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征,致使村民之间关系弱化乃至断裂,社会权益关系失衡且难以恢复。乡村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双失灵及其所导致的纠纷的异化,使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了困境。要走出乡村纠纷异化导致的治理困境,必须健全和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转变乡村民间纠纷调解思路,即从“重维持秩序稳定”转向“化解矛盾与关系修复”并举上来,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等多元调解主体,创新基层调解制度和组织建设,从多元化机制向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转换,实现乡村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村民关系的修复,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与利益的双重视角

社会纠纷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源于人的"需要"本性。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分化也促成了社会纠纷的发生。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是诉讼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此外,"基础社会规则"的树立和内化也有利于社会纠纷的消解。个别的利益填补和普遍的利益平衡是一种更为根本的社会纠纷解决手段。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才能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和根本层面上实现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     

和谐语境下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彼此之间不配套的缺陷。树立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理念,强化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还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农村纠纷的防治化解成为重点。目前,我国农村纠纷在数量上有所上升,在样态上也更加复杂。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如何调整应对,做到既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的传统资源,又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司法等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本文拟从我国农村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梳理现有制度存在的不足,提供相应的完善意见,最终构建一种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村基层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彝族地区S乡司法所为例

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特有现实需要我们冷静观察乡村司法实践中纠纷解决与正义表达的方式,司法所作为国家统一法制与规则变迁中处于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的司法行政派出机构,对于深刻理解与把握乡村司法表达与实践的策略、纠纷解决的行动逻辑,具有学术研究的典型性。就纠纷解决而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也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法院、政府、司法所等现代化的纠纷解决组织正在全面介入纠纷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博弈,使司法所解决纠纷成为了多种文化、多种组织、多种手段整合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以和谐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的利用比例严重失衡。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改革诉讼程序，树立司法权威，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制度设计，实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合与良性对接。     

民事争议解决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兼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民事争议的大量存在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原因。要想解决这些民事争议实现社会的和谐,就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机制。民事争议解决机制一般可以分为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中,由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平等协商、灵活简便、讲究效率以及非对抗性等特点,因此,这就有必要而且也有条件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纠纷解决的多重策略与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使得中国现代的乡村秩序与生存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规则的渗透、小农经济的解体、城乡流动的多元、体制改革的深化都成为改变乡村秩序的因素.今日乡村,现代法治社会形态尚未建立,而是呈现出多种力量、多重秩序并存的"断裂"格局.乡土秩序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已经消解,村规民约的适用空间也在逐步萎缩,在强大的交通与传媒的影响下,中国乡村迎来了转型期的结构格局与秩序困惑:现代法治已经成为质朴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渠道,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却没有给予法律制度充分的成长空间.这种天然的不匹配使得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必须通盘考虑司法内外的策略行为:既希望借助于寻求司法救济以获得纠纷争议的利益,同时又必须小心司法途径对生存关系与结构的负效应,防止现代法律在与乡土空间的不衔接之处造成对既存生存利益的破坏.     

"吃讲茶"习俗与民间纠纷解决

"吃讲茶"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一种专门的解纷习俗。它的解纷模式属于不同于国家解决和个人解决的社会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以临时集会的形式,以茶馆为纠纷解决场所,以"中人"或茶客为解纷主体,将民间调解与民间审判有机结合。它所走的多元化解纷路线、它对民间和谐文化元素和民间公共舆论场所的利用等因素,对于矫正中国今天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诉讼单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