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擦”与佛塔

“擦擦”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艺术品。“擦擦”与佛塔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西藏佛塔塔腔内装藏“擦擦”的这一习俗源自古印度佛塔内盛放佛教圣物的宗教礼俗。“擦擦”在西藏的制作和供奉十分普遍,是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中的一颗明珠。     

传统道德文化的神圣殿堂——解州关帝庙

在河东名人灿若繁星的天穹中,有一颗耀眼的星宿,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被后世封为＂大帝＂、尊称为＂武圣＂的关公。在中国,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而武圣关公庙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     

浅析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化元素及其特征

在佛教造像艺术中没有比藏传佛教造像拥有更为丰富和繁多的神祇及法器,于是就有了藏族人人皆有一尊佛的荣誉。如此庞大的神灵体系源于佛教自身的显密教法中三身变现,藏传佛教各派传承中涌现出来的上师、本尊和护法神等。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以印度佛教选像艺术、本土造像艺术、汉地造像艺术、尼泊尔造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关公信仰”文化现象溯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中,能与孔子并列而千百年来备受人们崇敬者,恐怕只有关公了.孔子与关公,一文圣、一武圣,给人们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已深深地溶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人们在接受孔子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有自觉者,亦有不自觉者;而关公,本身无所谓思想体系,他完全是作为一尊偶象而被人们所信仰和崇拜.从偶象崇拜的角度出发,孔子的形象,主要是在文庙和私塾中供奉,作为至圣先师而受到旧时读书人的崇仰;而关公的形象,除了关帝庙而外,在道观、佛寺中也能经常见到,甚至一般百姓家中也供奉着这位关老爷,尤其是在一些行会组织中,关圣人的香火更是绵延不绝、随处可见,即便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某些商人家里,也往往将赵元帅的偶象换成关大王.关公,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逾越千年,名震三界,乃至远涉重洋,扬威海外,被成干上万的炎黄子孙所景仰、崇拜.因此,仅从偶象崇拜的普及性着眼,关公较之孔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汉、藏佛教交流的典范——汉藏结合部民间佛教信仰场所嘛呢房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甘青汉藏杂居地区不断地交流和融合,筑成了汉藏友好的基础。汉藏结合部的嘛呢房即是汉传和藏传佛教交流融合的典范,嘛呢房的宗教仪式、经典、供奉的佛(神)都体现出汉藏两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金铜之辨：藏传佛教的“疑伪经”之争——松巴堪布与土观呼图克图有关“佛典”问题之争论

公元1782年,松巴堪布针对藏传佛教中有关"佛典"问题,撰写了一部颇具"文本批判方法"的辩论文。同年,作为其高徒的土观呼图克图,对上师之观点作了"纠谬之事"。本文通过分析诤论文中两者对藏译佛典之形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性质及掘藏文献的真实性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展现他们对"佛典"概念的不同诠释。继而,又将两者诤论之意义,置入到藏传佛教史脉络谱系中,以期凸显其思想史意义。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文章参阅大量的汉、蒙、藏文文献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末清初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的情况。其中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传播发展之进程。同时也阐述新疆卫拉特蒙古联盟围绕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在青藏高原展开斗争的历史。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满清王朝崇拜关公论

满清的崛起过程大量吸取汉文化精华,其中关公崇拜贯穿于整个大清王朝始终。虽然明朝关公于民间已有关帝的称谓,但是正式的封赐却是在清初。清统治者将关公作为护国神,借关公之忠义精神来教化民众,并使之成为团结外族的手段,取得了国家稳定的实效。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关庙林立,高规格的祭祀,并借助戏曲传播关公文化于社会各个阶层,将关公崇拜推向顶峰。     

明武宗宗教信仰之辨

明武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对各种宗教都十分喜爱,尤其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情有独钟。但《中国纪行》中记载的那位钟爱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的明代皇帝并不是明武宗,很可能是弘治皇帝。至于明武宗喜爱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不过是其叛逆性格的一种表现,他不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也不可能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将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当做儒教替代物的"叛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