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区两个特殊年节的比较研究——对新龙“十三”节和丹巴“香古”年的调查分析

［摘要］四川新龙县的“十三”节与丹巴县的“香古”年不同于藏区通行的藏历年，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年节。从两个村落节俗的实地调查发现：两个地方性年节因两个地域的、历史的和民族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自成体系，但是，两地节俗又具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两个年节皆源于古老的祭祀祈福习俗，至今节日的宗教性和原生性特点仍很突出；年节祭祀中都保留了许多早期宗教的文化内容；欢庆娱乐活动丰富。“十三”节与“香古”年反映了两地藏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藏区内地办学研究——基于内地西藏班(校)和四川藏区“9+3”的分析

藏区内地办学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教育政策,主要是利用内地相对较好的教育条件,弥补藏区由于自然、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教育发展滞后,从而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人才智力支撑。内地西藏班(校)和四川藏区"9+3"是目前藏区内地办学的两种重要模式,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特点。     

“青川滇甘”四省藏区研究热点与启示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党中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青、川、滇、甘四省藏区发展迈出新步伐。据此背景,基于CNKI的文献检索,对739篇中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对青、川、滇、甘藏区的问题研究总体上呈现持续、快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对四省藏区问题研究的热点集中在藏区教育、藏区旅游、藏区法律、藏区社会政策等几个方面,上述热点问题之间相互关联,互相渗透。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四省藏区研究的特点为:总体集中,局部分散。其中,对四川藏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范围广泛,基本紧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步伐,而对青海藏区、甘肃藏区和云南藏区的研究明显滞后。对四省藏区的研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期,未来还有很多能够继续探索研究的问题,如藏区的贫富差距缩小、牧区公共服务供给等。     

韩僵“香奁诗”解析

晚唐诗人韩偃的“香奁诗”曾被曲解成别有寄托的政治抒情诗,但究其实际,确是题旨明晰的艳情诗。“香奁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享乐主义,注重表现官能的刺激,注重传达情色的享受。这种以表达官能愉悦为宗旨的诗作在诗歌史上承先启后,构成了引人注目的“香奁诗”现象。韩倔的“香奁诗”创作具有文化标本的价值,揭示出士大夫文人双重人格的正常性与合理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多元化很有启发意义。     

民俗学视阙下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关于"男逸女劳",自近代以来备受汉地旅行家的特别关注。尽管在我国不很普遍,但也并非广西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独有现象,它在甘青藏区也长期存在。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生女养老"的生育观和"赘婿盛行"的婚姻观促使其本身固定成俗。这些观念及其本身,似乎缘于劳动力缺乏,但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关系重大。甘青藏区,地处高原寒区,固守陋习,发病率较高,医疗条件滞后,"枉死者众",劳动力本身就缺乏;再加上其远离汉区笃信藏传佛教,"男子以出家作喇嘛为荣",限于佛教教规而失去婚育机会,"生齿不繁",从而导致劳动力更加缺乏。尽管如此,对于被打上"劣生"烙印的女性来说,任劳任怨,也并非完全迫于这种形势,主要还是藏传佛教思想对其长期影响的结果。     

豫北“香童”群体概览

“香童”是豫北对民间信仰中灵媒类人物的统称,他们拥有“看香”、“附体”、“有眼”等各种灵异能力。其灵异能力有的为先天具备,更多则源于后天有目的的训练。“香童”以家庭和庙宇作为空间,从事治病、解事、“传功”、“跑功”等行善积德的“练功”活动。同时,香童的生存、活动环境和当下的社会情势也导致其行为中“邪道”的产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先秦“以貌论人”现象的文化内涵

以貌论人,并非自古就有,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审美范围的扩大而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以貌论人现象大量出现,是虚浮的形式主义世风的一个外在表现,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需要。     

藏区民间调解存在的困境及脱困路径研究--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为例

在国家推行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以及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藏区防控矛盾纠纷的民间调解经由何种路径臻达法治化轨迹且与国家法律渐趋调适,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调解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斯巴"调解的现状发现,社会转型时期因调解员文化素养偏低难以应对新型纠纷、调解纠纷时情理与法律理解适用上错位以及网络调解平台使用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从人员准入、过程防控、结果认定方面着手,建构依据纠纷类型聘人的"1+N"人员准入标准、"多元一体"普法模式、以村规民约规范调解依据、调解结果"准司法确认"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网络平台保障机制的多元路径,使藏区民间调解在藏区法治化进程中日臻完善,进而助推藏区法治社会建设。     

从“根”处思考人性,探寻人生真善美——论张春玉小说集《根扎深处》

作品《根扎深处》收录了作家张春玉的三十篇小说,故事多以农村朴素的日常生活为主,写出职员、婚姻中女性、农民工和矿工等人物的境遇和生存的真相,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人性挣扎、坚守道德和自我灵魂,不依赖离奇的故事和撩人感官的叙述来吸引眼球。作家把什么是根,根对人生的意义的思考和感悟传递给读者:只有找到灵魂深处最值得敬畏的真、善、美的根,并扎深在孕育着生命、爱和希望的最原始的大地里,根在、根牢,生命之树才能枝繁叶茂。     

论美国华裔文学中“根意识”的嬗变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华裔文学起于19世纪华人移民美国时的“天使岛”诗篇,从早期的《金山歌集》、《埃伦诗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小说的崛起,美国华裔文学历经坎坷,逐步登上了美国经典文学的舞台,它是一面镜子,较真实地反映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成长经历。由于历史上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排斥、挤压甚至敌视,华裔及其后代有着强烈的种族和身份意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根”,但是这种“根意识”也随着华裔在美国特殊的生活经历而发生嬗变,构成了华裔独特的族裔体验。     

“根”在哪里——评黑人文学作品《根》

《根》是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小说。作者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康达·金特，一个从非洲西海岸被奴隶贩子捕获并贩卖到北美的黑人。全书跨度上百年，先后描述了他在非洲的自由自在的如田园般的生活，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以及这个家族获得自由后的经历。该书一出版，就立即成为了烩炙人口的畅销书。同时，它也引起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关于《根》的问题，是一个带有高度社会意义和学术性质的事件，值得研究和探讨。     

中国藏区的“神授”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之谜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目前尚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传唱区域主要在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目前在中国藏区,有140多位演唱艺人在说唱这部史诗。《格萨尔王传》已经存在有1000多年,长达60万诗行,是世界最长的史诗。     

试论沈仕散曲的“香奁”之风及其成因

沈仕是明代中期颇富才情和个性的一位散曲家。其散曲最大的特点是绮艳、清丽的香奁之风,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咏写闺情、艳情、美人、闺什的内容上,也表现在绮艳、清丽的语词和香艳的造境上。形成这一风格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自娱与娱人的需要;二是对传统的继承;三是时代审美与受众的接纳。     

量词“条”与“根”的比较研究

着重对名量词“条”、“根”从语义、传输、与名词的搭配等三个方面比较研究。     

湘西地区苗族“跳香舞”探析

湘西地区苗族人的“跳香舞”是人们为了欢庆丰收、预祝来年风调雨顺的一种风俗性舞蹈,它在表演呈式、音乐、艺术特征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固定模式,是在湘西独特的人文环境与朴素民风中熏陶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笔者试求对“跳香舞”的内容与形式、音乐与表演、产生与发展、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论《根鸟》对“西游”文脉气韵的承续

《根鸟》作为曹文轩独特的文本创作,在主题构架、角色认同、意境营造等三大方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传统复归意识,特别是对“西游”文脉气韵的承续。这种解读路径不仅拓宽了深入解读作品的视阈,同时也激活了当代文学写作如何承续古典文脉的新思路。     

“香市”昔盛今衰因何在──从一条注释解读茅盾的散文《香市》

本文通过对《大学语文》教材茅盾散文《香市》中“革命”一词“注释”的辨析，揭示了它的政治内涵，并以此为基点，参照作者同期的有关散文和文论，探讨了《香市》的时代背景、思想主旨和艺术特色。     

论“科技异化”

科学技术是什么？它给人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看法。科学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之王；科学悲观主义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崇拜，是人类自掘坟墓的祸根。对此，本文从“科学异化”的角度展开讨论，具体从生态、能源、伦理道德、信仰等几方面展开阐述，并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窘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     

论“公民道德信仰”概念的谱系分析结构

从构词学的角度出发,沿着"从道德、公民道德到公民道德信仰"和"从信仰、道德信仰到公民道德信仰"两个分析理路,能够梳理并搭建"公民道德信仰"这一概念的生成逻辑及其概念的谱系分析结构。公民道德信仰由"道德信仰"和"公民道德"两个概念构成,而这两个概念又都是复合概念,分别由"信仰"与"道德"、"道德"与"公民"复合而成。这种"复合"不是简单的、外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叠加和堆积,而是内涵上的、化学意义上的彼此融入与相互契合。公民道德信仰的概念是在"道德与信仰"和"国家与公民"两对关系范畴的学理分析之下,逐渐形成较为明晰的概念边界。     

藏区“赔命价”认同现状调查——基于个体行动的视角

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对藏区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建设,藏族民众对传统"赔命价"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权衡取舍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影响不断加大。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功能失调,基层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传统"赔命价"依然占据权威认同的重要领域,命案处理的"司法乱象"问题随着功利主义取向的加深变得愈发复杂、突出。结合藏区实际,革新刑事司法模式,提升司法在理性算计与权威认同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