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暨"境界"释义--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王国维对于“解脱”说的疑问,其实也肇始了他对于“哲学”的疑问,他婉转于“可爱”与“可信”之间,意味着他在学理认知、学术取径上的重大抉择与转向,“可爱”与“可信”之说,有着属于比较思想史的潜在含义,暗示乃至交代出王国维在取资于西学的历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分与话语立场的痛苦自觉。走向《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正是王国维出离逻辑的概念的“哲学”式表达的重要步骤,其中“境界”区别于“意境”,是一个非诗学所能限定的概念,联系着王国维广大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抱负,这也是“境界”无法在纯粹诗学范畴内获得准确诠释的原因所在。     

《人间词话》不人间

《人间词话》是汉语诗学里最流行的文本,论者往往把它作为记述王国维成熟思想的文献,甚至有论者干脆据此称许＂境界＂或者＂意境＂为东方诗学体系机关所在。本篇根据《人间词话》的内在理路、概念、矛盾以及王国维在后来对词话关键内容的自我修正,试图说明《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诗学思想的进路上是一篇过渡性的文字,＂境界＂或者＂意境＂并非王氏谈论绝妙好词的根本大法,倒是＂高致＂、＂气象＂是王氏欲言又止的诗学词论的标尺所在,由此论述了《人间词话》非人间的缘由。     

化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忧生诗学”中的境界观

《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是王国维＂忧生诗学＂的核心内容,王国维以＂境界＂为基点,对其建立在＂忧生＂与＂解脱＂基础上的＂忧生诗学＂之理论内涵、结构肌理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察析。境界有文学作品之境界、创作主体之境界及读者之境界三层含义,其中遥寄了王国维通过提升主体之境界而提升读者之境界的美学意蕴。     

王国维的"境界说"浅谈

"境界"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是王国维后期文艺理论的核心.<人间词话>代表了王氏诗学的最高成就,"境界说"是他倾尽全力精心构建的灵魂之所.     

学术与人生的贯通——王国维“忧生诗学”与诗学话语的创构

所谓"忧生诗学",乃是基于王国维将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相贯通的诗学追求而言的。其内在动力为"忧生情怀";"形上之思"使王国维发现人生苦痛之因及解脱的审美途径;文学的审美解脱功能得之于"境界"的创造,"境界"的创造则来自于"有境界"的创作主体;通过提升创作主体之境界,创造出"有境界"的文艺作品,从而提升读者之境界,最终实现人生痛苦之解脱,寄托了王国维遥深的审美理想。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论王国维的"气象"

在《人间词话》中,气象是一个构成王国维美学体系的重要概念,通过对"气"、"象"和"气象"诸概念关系分析,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气象"是境界的量化概念,是指境界深厚之程度,同时又是与创作主体的修养相关的概念。     

“词之言长”——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二

王国维用词之言长来概括词的审美特质,这一认识是在中国古代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点与王国维依据西方美学建构起来的、以境界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得不到王国维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的支持,但在《人间词话》内部,它显示了一种与西方诗学异质的诗学传统的存在,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文化心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不仅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且把它分为“优美”与“宏壮”两种审美形态。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甄别审美境界、形态,之所以把真作为其“境界说”的价值核心,是因为他的“境界说”融入了现代学术视野,注入了现代性文化元素。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其实体现出文化心理上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启示

"忧生"情怀是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建构的原动力,其"忧生诗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诗学交融化合的产物。当代理论界同样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消解与融会的时代,如何学习王国维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态度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或诗学创造相贯通的方法,以化别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这就是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带给我们的启迪。     

华严宗境界概念的美学内涵

境界是唐代华严宗提出的极具美学价值的概念,华严宗由此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审美境界理论。这个概念主要包括三层审美内涵：其一,真俗不二。中唐以来,文人园林以自适为其审美理想,即真即俗,化俗为真,充满着生命的情调。这是白居易等园林美学家在华严宗真俗不二教理影响下推崇“中隐”哲学的反映。其二,圆融无碍。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其最高理想,“须弥入芥子”体现出大小无碍的华严教理。文人园林超越面积的大小之见,消解景物的真假之分,赏园者心境圆融,旷达自在。华严境界又是平等共存、彼此关联的世界,各各独立,美美与共。其三,无穷无尽。华严境界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事理上无穷无尽,幽微难测。严羽称赞盛唐诗歌之妙,称其“言有尽而意无穷”,隐含华严境界的无穷性。唐五代画家以重屏入画,多重时空交织,现实与往事、短暂与永恒等体验彼此互摄,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同样流露出华严境界的意趣。     

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从人生忧患到审美升华--王国维境界说的人文探幽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右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会通的结晶,其中极为明显地彰显出中国传统的人生与艺术相统一的忧患情结及其观念;王国维将境界的内涵首先理解成人格境界,然后再以人格境界推演到诗学境界这种阐释过程充满着强烈的主观性,真实地展露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他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问题相结合的人文忧思,是铸就其境界说的内在灵魂.     

论王国维《人间词》的多维文化背景

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在“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叔本华、尼采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王国维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准确把握源自多方面的学术文化背景对王国维的影响,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代国学大师思想的开放性、兼容性,而且可以更科学地评价他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地位。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终极关怀与审美超越：论梁宗岱新诗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梁宗岱新诗的重要特色。从空间的万千事物,到时间的每一瞬间,诗人都聆听到了＂宇宙底精神＂及对＂永恒的迫切呼唤＂。借以这种宇宙意识,梁宗岱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完成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无”中生“有”:论马利坦“诗性直觉”之直觉

直觉在传统认识论中被视为向理性认识提供材料而低理性一等的认识方式。诗学中的艺术直觉也多被视为与理性对立的情感认识方式。在理性主义神学思想的指导下,马利坦"诗性直觉"改造了传统的审美直觉观,发现了艺术直觉中潜在的理智认识性特点。基于理智性认识特点,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在呈现人们幽深无意识深处对实在的意向性情感时,诗性直觉还展现出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论梁启超"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 "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