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因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     

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

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唐诗的抒情美学展开,注重论说"子规鸣""猿啼""疏钟""夜雨"等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意象所具有的经典抒情内涵,研究范式较为单一。本文则以南宋诗人范成大为个案,试图展现宋诗在声音表现上的新开拓。以观照世俗生活的现实化描写为特点,范成大对"市声"这一与宋代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新型意象进行了丰富的书写,深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范诗观照现实的精神与亲近世俗的情怀使其诗呈现出有违传统诗歌意境的书写特点。而利用"梦"的心理机制对现实之声进行错觉式的呈现,则继承了北宋诗人黄庭坚所开拓的艺术模式,在唐诗"情景交融"式抒情美学之外,探索了利用声音表现内心世界的新形式,体现了宋诗自身的艺术特点。     

"观音"设喻的多维文化观照

观音菩萨本是带有神圣性的宗教偶像,却在市井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频繁成为世俗化的喻体,设喻者对其本体往往不计出身、品行,构成了观音文化在世俗层面的特殊表征。这一现象的发生可上推至唐代,其设喻泛化、灵活,体现了世俗文化浅层性的特点,由此又衍生出"半截观音""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等不同喻体名号。其原因可以从造像艺术、文学传统、宗教义理、人性需求等不同维度进行考察,从中体现了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人性需求这一根本点上的对话。作为一种美的符号,"观音"作喻自有其文化价值,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世俗化与媚俗化——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特征分析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通过抒写世俗的内容、体现世俗的价值、反映世俗的精神体现出题材的世俗化特征.现代通俗小说从产生起就是与文化市场密不可分的商品文学,即迎合一般大众的趣味和价值观念,创作态度是媚俗的,作品存在形式也呈现出媚俗化特征.文学所具有的崇高的悲剧精神、启蒙精神以及自我超越的反思精神都消失在感官的消遣娱乐中.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论骑士文学人文内涵的双重性

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欧洲的一种独特精神文化现象,体现了欧洲封建时代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和行动规范。中世纪以骑士生活为描写范畴的骑士文学的人文内涵具有双重性,既体现着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的典雅和唯灵,又流露着世俗文化视域中的浪漫与世俗。     

论生命伦理物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调整规则

自然人由伦理价值无差别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与物由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差别性所造成的物之不平等,将人与物的法律地位明确区分。但是,当物之财产属性与人之人格利益交叉存在于同一个法律客体上时,传统民法理论所坚持的"主客二分法"在解决此问题时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绝对化的困境。"生命伦理物"这一概念的出现,实现了上述两种利益的完美对接,彰显了法律对于上述两种利益的尊重。生命伦理物的确立是物之财产利益与人之精神利益双重价值的统一,体现着对民法基本价值和民法发展趋势的尊重。在法律的维度下,确定生命伦理物的法律调整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商法的伦理之维

伦理与法律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和伦理的调节和规范。商法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商法再到现代商法的演变过程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引导,这些因素都凸显出商法的伦理基础。商法的伦理性特质不仅体现为商人群体自主创造和发展的、彰显商人精神的商事习惯,还存在于商法精神实质之所在的商法基本原则和充分展现商法人性关怀的商法规范等商事制度方面。商法需要技术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的共同支撑。从伦理视角看待商法是为了平衡和改变当前我国商法体系过于注重技术性属性而忽视了商法伦理属性的现状,因此,创新我国的商法制度,必须注重伦理因素的考量:一方面,确立体现商人伦理精神的商事习惯的商法法源地位,将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商事习惯吸收入法,在立法上承认商事习惯的法律效力,在司法上承认商事习惯可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把依赖工具理性设计出的商法制度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将伦理精神贯彻到商法规则的设计中,不仅应检视现有的商法规范是否体现了伦理精神的要求,还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时代精神需求的商事伦理文化。     

林罗山对“朱子学”理论的批判性发挥

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在反对朱熹"理气论"的同时,一方面汲取朱熹的"排佛反释"思想来打击当世之佛教势力,另一方面又借用朱熹的"理"论来构建日本近世新神道"理当心地神道".分析林罗山的这一思想过程与学术取向,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朱子学派"学术性格的把握,而且林家朱子学以"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学术界理解和认识日本吸收与消化异域文化的理论装置和思维模式,亦颇具启迪意义.     

传承与价值并存:唐代乡村社会的祭祀和农耕生活

在唐代乡村社会,居民生活总是与各种祭祀活动和神灵崇拜紧密相连.这种祭祀目的的功利性,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后世乡村社会举办的祭祀活动都与这种文化积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传承着这种富有农耕特色的祭祀文化.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人物信仰和行业神崇拜,都体现了农耕生活的重要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可以追寻农耕文化存在的踪迹,成为农历节日庆典.尤其是唐代商贸、娱乐和祭祀同时开展的民间活动,对中国传统乡村集市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韦伯命题"的旨趣及启示

"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低碳生活:日常生活的环境伦理建构——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视角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环境伦理的理论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在环境伦理视阈中,当前中国日常生活模式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人自身的异化等现象.低碳生活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碳联系"的伦理生活,是在日常生活世界建构环境伦理的"阿基米德点".只有塑造具有环境美德的人才能消除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实现日常生活世界的绿色化.     

“环境进入伦理”的两种道德哲学方案——对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践哲学解读

"环境进入伦理"必然涉及环境伦理学史的基本论争,即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哲学方案,其论争是从根本上处理哲学问题和文明问题的尝试.它作为"环境进入伦理"的基本问题之争,实际上指向了文明之演进、哲学之转变、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之突破、人之类型的转变以及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实践方式之确立.从这一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学不是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非此即彼,而是"思"入"环境一伦理之论题"并进而探索"环境进入伦理"在实践视阈中呈现的道德世界观之改变与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实践的哲学或哲学的实践.     

解读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特质

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其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伦理思想,都以某种伦理思想作为其价值依据和精神支撑,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解读与分析,探讨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和生态伦理价值。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体现在:以人的生态利益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内涵、和谐共进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生态正义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本质。其生态伦理价值表现为:在政治层面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必须加强生态执政;在经济层面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在社会生活层面表现为转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优化人居环境;在文化层面体现为树立和谐友好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走生态文明之路。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伦理指导。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伦理指向探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备受关注,走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必然的选择。新型城镇化内蕴着生态的、公正的、幸福的伦理精神,这些潜在的伦理精神需要进一步地挖掘与运用,使之贯穿于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始终,为城镇化建设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试论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阐释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对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儒学的源头,考察孔子关于天的观念以及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得出孔子是否相信天命鬼神的结论需要确实史料的有效支撑和对史料的正确解释,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和朱熹对孔子的解释表明:孔子是相信天命鬼神存在,重视鬼神祭祀的唯心主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区别鬼神与人事,积极引导人们关注人事、道德事、政事而对鬼神采取尊敬且搁置的态度,是因为孔子确信诚敬事人是事鬼的预演与前提,而且人事的正确与否涉及到天道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孔子畏命躬行的天命论,敬鬼重祭的鬼神观和以德配命的人道观所体现出的唯心主义思想完全具有被阐发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从《诗经》、《楚辞》中的祭祀诗看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

<诗经>中的祭祀诗歌反映出的祭祀先祖礼仪既顺应了天命,又契合了人伦;<楚辞>中的祭祀诗体现出"乐神"、"娱己"的原始精神,既使自然美渗入了人的精神美,也使人的精神美找到了具象的表征物.两者都使人与天地自然达到了高度和谐和统一.两相关照,先秦时期的祭祀礼仪始终关注着"敬天"与"亲人"的主题."敬天"的形式和内容可能有变化,但其最终目的是"亲人".这样形成了"以天亲人"的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     

爱:家庭伦理的核心原则

爱是一种情感,是个体内在的心理体验,它所体现的是人们内心持有的与所爱对象结合为一体的意愿,包含尊重、给予、沟通、共荣四个基本要素.人们在爱的情感和行为中,尊重他人,乐于奉献,通过沟通和交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互惠共荣.家庭是以爱为本质的直接的伦理实体.爱的伦理价值就在于它是家庭成员同一性的纽带.爱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原则,它不仅统撮、包含了诸如平等、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诸原则,而且拓展出理解、关心、爱护等具体规范.在家庭生活中,基于调节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以及己我这三种基本家庭伦理关系,爱表现为两性之爱、亲子之爱和自爱三种形式,它们贯穿于家庭生活的始终,使家庭具有安抚和心理慰藉等情感功能,从而保证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