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新写实小说论析

1989年以降,曾喧哗于中国文坛的新潮小说迅速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批被名为“新写实”的叙事文学作品。将这种叙事文学冠以“新写实”的名称,此举既反映了文学批评界对这种新型的文学现象的无可奈何,也标明了新写实小说品性的复合性,在美学风范上它与其它文学派别之间边界的模糊性。诚然,就其力图准确、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人生的千姿百态而言,新写实小说的确与往日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几分相近;就其细腻繁复地铺陈世俗生活的“原生态”来看,新写实小说又与自然主义相邻;或者,从其人物形象的渺小、平凡和生存行为的物态化来看,新写实又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发生了一些联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由于作家们世界观的差异、审美倾向以及创作个性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乡土写实小说和乡土抒情小说,并在对乡土文化的审视上表现出“批判”和“弘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市民文化的代言者——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小说消解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庄严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还原了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和生存真相，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后市民所形成的感性化、欲望化、平面化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趋同性。表现在作品以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人物对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抵制和拒绝以及作品对浪漫爱情的消解。因此在这一层面将“新写实”小说视为市民文化的代言人。     

典型向原型的蜕变——新写实小说之于现实主义的一种变异

从1987年起,继“新潮小说”式微之后,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开始悄然出现。它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又迥异于“新潮小说”,这就是“新写实小说”。在《钟山》1989年第3期隆重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后,“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大有领文坛风骚之态势。至今,“新写实小说”已经发展了近五个年头,评论界对此争论纷纭,就连对其提法和命名还莫衷一是,诸如,“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生态小说”、“新现     

吴宓文学理念建构考察

在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学”猛烈批判的大潮中，吴宓却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古今文学的延续，并把东西方古典文学视为文学发展史上的制高点。吴宓的文学理念在当时被认为迂腐守旧、不合时宜，进而备受批判。实际上，吴宓的文学理念是他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其超越时代差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对待古今、中西不同文学的思想，虽不适应风云激荡的乱世，但对和平盛世的文化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今天，重新考察吴宓的文学建构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深入认识中国百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当今先进文化的发展。     

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小说──评池莉的“人生烦恼三部曲”

女作家池莉继《烦恼人生》之后，陆续又推出了“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等作品。这些小说，以其女性细腻而敏锐的目光，以及汉味十足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悲喜兼容、庄谐互见的审美品格，受到评论界的称道，并被誉为“人生烦恼三部曲”，成为“新写实小说”最典范的作品。本文试图剖析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派小说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找出新写实小说处理“写实”与现实关系的独特形式，总结其成败得失，以利于今天的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新写实派作家，池莉忠实记录了新的历史时期复杂而剧变的生活…     

池莉作品在选词上的特点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湖北女作家池莉，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语言风格体现了新写实小说的“新”。通过对池莉作品中大量的语言例子分析，可以看出池莉作品在词语的选择上的“汉味”显著特点。     

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传至中国大陆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 ,“新写实小说”等即是具有强烈“后现代性”的文学品类。与启蒙主义文学相对 ,“新写实小说”实现了从主体建构到自我消解、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制作、由批判到展示的过渡。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 ,但它的解构理论、平民视野以及丰富多彩的带有“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 ,应该成为我们九十年代直至下世纪中国年轻作家借鉴的文学宝库     

“新写实”派还是“细节写真”派

现在谈论“新写实”小说的越来越多,而且把这一批小说称之为“新写实”似乎也已成定论。不过,细究起来,这个定论实在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批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刘恒、池莉、叶兆言、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等,注意到他们的写实倾向并从理论上首先归纳为“回归”现实主义,我以为是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出来后开始的。后来这一类小说多起来,雷达的“回归”说不再被多数人所认同,遂有新写实的说法了。不过,有人对新写实小说的渊源推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可见,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其实和回归现实主义无大区别。     

超越悲剧的人生思索——《红楼梦》开篇三个神话的寓意

《红楼梦》开篇“补天”、“还泪”以及“太虚幻境”的三个神话，具有一种“幻境迷离”之美。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使得作者不得不借虚写实，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神话透射着深挚的现实关照和深刻的人生哲思，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爱情、人生以及生命的深沉探索，也是其矛盾情感世界和真实人生体验的艺术再现。     

三国小说考述

目前人们所知的三国小说共约六种,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了其时的小说四种,即曹丕的《海内士品》、嵇康的《圣贤高士传》、皇甫谧的《逸士传》和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对三国小说的总体概况进行分析,三国小说的创作相当繁荣,其成就和地位并不逊色于当时的诗文。     

《西游记》中女性人物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作为明清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虽然对女性人物笔墨不多,但有效地刻画了诸多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女性人物。文学是历史和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反观《西游记》中的各色女性人物,可以发现无不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因而她们值得读者去深入探讨,挖掘其中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内容,为研究漫长而曲折的女性解放过程积累更多的经验和参考。     

“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嬗变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写实主义”,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和生存烦恼,还原了生活原生态。“新写实”小说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嬗变,表现出从典型化转向世俗化价值取向,以作家主观情感的隐匿,颠覆了被长期奉为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

袁枚的小说思想体现在《子不语序》中,包括：肯定小说的地位、重视小说的“自娱”功能、强调“戏编”为主的创作方法等,虽然较为零散,但已涵盖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等方面的内容,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袁枚对小说地住的肯定有助于扭转当时学者“不屑道”小说之风气;对“自娱”、“戏编”的认识,又使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显著张扬。袁枚的“性灵”理论对其小说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性灵说”理论上的缺失也导致了其小说思想存在着不足。     

论黑塞成长小说的中国文化情结

成长小说是描写少年在13至18周岁这一阶段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所经历的成长故事的小说类型。黑塞的成长小说中充溢着很多中国影像,对此进行扫描可以发现中国的老庄之道对黑塞的影响及黑塞的中国文化情结。而黑塞创作的成长小说在得到中国文化滋养的同时,又反哺了中国的成长小说创作,尤其是立极的《龙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黑塞《德米安》的影子。     

武则天形象的流变:古代小说创作观念探赜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大多恪守"小道可观"的"史补"观念,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劝善惩恶"的"实录"窠臼。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致使叙事成为了一种图解,如武则天的形象就徒然成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历史题材,包括其他题材的小说都这样附庸于史书传统,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一言可采"的道德选择,很少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只有少数杰作能够对世事人生作复杂的观照,主张虚构的"事体情理",走向观念的成熟。     

论吴梅村词作中的“贰臣”意识

＂贰臣＂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心态,还可以指从＂遗民＂转而为＂贰臣＂并在时间上再也无法回转的精神历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既没有守住遗民的气节,又没有丧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时代的乱离造成了他不幸的身世,同时也促成了其在易代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贰臣＂心态。此种心态投射到创作中,他的许多作品也因之具有了鲜明的＂贰臣＂意识。学界对梅村的诗歌作品论述颇多,对其词则关注不够,这其中固然与梅村自身诗词创作数量的多寡有关,然梅村词亦被清初众多学者公推为清初词坛＂冠冕＂。其在词作中追怀故国、忧嗟身世、向往林泉无不是其＂贰臣＂意识的表露。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