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沉默权刍议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延伸。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中国目前尚未有关于沉默权的明确规定。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我国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对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持肯定态度.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地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同时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     

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拟对我国的立法选择加以分析.     

沉默不是羔羊--反对自我归罪与沉默权

反对自我归罪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由该项原则所衍生出来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经过不断的发展,成为维护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承认沉默权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法制的人文关怀不足在刑事程序方面的具体体现.法制文明的进步和国际化的趋势要求我国立法确立沉默权.     

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沉默权的赋予是当代司法文明的象征 ,也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已势在必行。     

论沉默权与刑讯逼供

沉默权对控制刑讯逼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刑讯逼供并不是沉默权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所在。各国对沉默权的适用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 ,已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沉默权 ,但沉默权并不是治疗刑讯逼供的灵丹妙药     

沉默权与我国的侦查制度改革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有的权利,近年来我国对沉默权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我们加深了对沉默权制度的认识。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应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规则。针对沉默权制度与我国现行侦查制度存在的冲突,我们应当对现有的侦查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以利于沉默权的实施,加强并完善我国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     

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是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同时也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沉默权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确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是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同时也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沉默权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确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刑讯逼供与沉默权之探讨

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在立法实践当中应确认沉默权，从制度上杜绝刑讯逼供。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是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律师帮助权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不大。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在提高惩罚犯罪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完善侦查程序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坚持人本主义和权利救济原则、遵循司法的规律和特征,合理控制侦查权,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护。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基于最高院六个指导案例的视角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知情权,更是一国刑事法治运作公开公正的体现。但是,在现有关于刑事判决说理机制的研究中,缺少以实证方法作为指导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六个指导性案例,通过对判决理由部分字数的统计分析,认为判决说理的程度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控辩双方对抗程度有关,而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审级的高低无涉。     

沉默权的发展变迁——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借鉴

沉默权是赋予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配置,也是国际司法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之一。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的刑诉中都有沉默权的规定,尤其近几年来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此的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并建立配套措施使之得以真正落实。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了被告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从宽,以激励其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不仅是对其个人权益的保护,而且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虽然认罪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审程序的推翻,但现阶段该制度发展并不完善,办案人员存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完全剥夺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不现实的.但从该制度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对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是完善该制度的内在要求.为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模式上,应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外部为被告人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完善相应保障条件,内部对上诉的理由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并合理地借鉴域外国家在相应制度下对被告人上诉权限制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重构侦查阶段中的辩护制度之设想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遏制侦查阶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争点。侦查机关必须改变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客体与定罪在先的传统观念,立法机关应从无罪推定,程序主体和程序正义理论入手,彻底解决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尴尬困境,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局面。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申报义务

解决刑事案件财产执行困难的关键点在于能够有效查明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而查明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责任,就应设置刑事财产申报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围、申报期间、申报形式、申报范围以及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