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背乎教 亦不泥乎教——明代回族读书人对回儒文化交流的心态

公元13世纪回回人从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高峰走来,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的汉文化领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形成发展中的回回民族的一种文化形式,它从真主独一的信仰及其功修、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维护着形成中的回回民族的民族的同一性。在汉文化面前如何保存自己固有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使其继续传承,不致中断,这是摆在回回人面前的新问题。同时,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回回人必须学习汉文化,以适应中国传统社会,以被中国传统社会所接纳。而汉文化是一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本文研究了元代回回社会中的宗教制度和伊斯兰教法。作者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元代回回农耕的土地来源

我国回族,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其基础主要是在元朝奠定的。因此,探讨元代回回农耕的土地来源,对于了解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主要是在元朝初年,由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东迁而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他们大部分是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有一些是归降的贵族及其部民。这些     

论元代东迁回回人文化心理的转变

回回人东迁中国,由于客观情势的需要改变了固有的风俗习惯。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使元代出现了大批回回儒者、文学家、艺术家,这是回回人文化心理转变的结果。但是其基本信仰准则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形成了具有独特心理状态的回回民族。回回人文化心理的转变过程也是回回民族的形成过程。     

元代回回人汉化新议

元代回回人的汉化要放在回回人当时生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回回人来华未久,与汉人在宗教、礼俗上的差别很大,因此在小范围内囱成聚居,并同汉人之间彼此隔绝.而汉化则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主观因素并不明显.另外,元代汉人学者关于回回人的著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摒弃了非汉化成分,夸大了回回人的汉化.我们对待这些资料时要仔细辨析,免受错觉的误导.     

回族医药:中阿交流的结晶

回回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东西合璧”的产物。元代阿拉伯人在当时政府中的医药机构里占极大势力，广惠司是回回医家的大本营。金元之际回回医药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涌现了与回回药物院有关、集阿拉伯医药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为一体，具有中国回回特色...     

论元代回回天文历算的历史地位

在蒙古军第三次西征的历史过程中,阿拉伯民族许多先进的天文历算成就被扎马鲁丁等学者陆续传入中国,因而成为元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都回回天文台的创建,上都一时成为东方回回天文历算的研究和传播中心.在这里,回回天文历算不仅以它独特的科学体系而与中国的传统天文历算相媲美.而且它还积极地推动着中国传统天文历算向更高的历史阶段发展.     

《元代回族史稿》绪言

杨志玖老先生,回族。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副主编。杨老先生平生致力隋唐史、元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著作甚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应本刊邀请,杨老先生撰写《元代回族史稿》,全书初步拟订有绪言和正文10章,即: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回人与元代政治,回回人的经济活动,回回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回回人的华化及其成就,回回人的社会生活,回回人与各族人的关系、结语。以上各章由杨老先生陆续撰写,本刊陆续发表,请读者注意收读。全书完稿之后,争取单印成册,以飨读者。     

元代以来国内外中国伊斯兰典籍调查整理研究概述

自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文化就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且历经宋元,降至明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中,缔造了一个回回民族,也熔铸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中国伊斯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的以回回伊斯兰文献为主的中国伊斯兰文献,     

元代北曲中的回回元素及其风味

元代北曲中的回回元素突出反映在《回回曲》以及北曲的伴奏乐器琵琶中。一方面,文章在《回回曲》的分析、考证中,不仅贯通了元杂剧中《回回曲》与昆曲中《回回曲》的关联,而且贯通了元杂剧中《回回曲》与《南村辍耕录》中《回回曲》的关联,认为汉文文献所载的元代《回回曲》,特指元时西夏旧地的回回歌舞曲,《回回曲》也由此成为西北风味之一种。另一方面,对于北曲的伴奏乐器琵琶,并非强调其西亚出身,而是关注其演奏中的回回"新声",明人以回回饮食之特色"蒜酪味"形容北曲的风格,关键也在于此。     

元代东传回回地理学考述

本文对元代东传回回地理学中经纬度、地球仪、制图术和航海图等诸多概念、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述证 ,并以此说明其对中国地理学的积极影响。     

元代回回国子监研究

回回国子监的创办是元代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元廷中的色目官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巩固色目人的社会地位,在朝廷中与蒙古势力、汉人势力一争高下,直接促成了回回国子监的创办。这一性质也就决定了回回国子监的发展命运始终伴随着元廷的政治斗争而浮沉。回回国子学以亦思替非文字为教学内容,它与当时元代社会流行的波斯语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当时西域诸国经济文书中通行的一种文书符号和计算方法,是与西域诸国经济交往的一项专门技术。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讲汉语的回回在晚明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祖先认同的独特的族类群体(民族),但是到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回回学者关于"回族界说"的争议,而且大多数回回精英都不主张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不赞成使用"回族"的称呼。本文认为回回精英的这种立场,主要是因为从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蕴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而中国的回回用"争教不争国"表达了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的确定,不仅与清代后期的民族压迫有关,而且也受到民国期间中国大社会(国民党和大多数主流学者)的"民族"理论和方针的影响。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一方面尊重学理,没有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存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另一方面修正了少数民族"民族自决"的主张,改为民族平等下的"民族自治"。其在学理上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回回民族指明了不需要否认自己民族身份的发展道路。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回族与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

现代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以阿拉伯 -波斯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现象 ,有其形成的过程。以唐元以后入华西域人后裔为主体形成的回回民族中 ,有相当部分其祖先的母语为波斯语。波斯文为蒙元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 ,时称回回字。元、明、清三朝均设有官办教授波斯语的专门机构 ;而随着同汉族的多方接触 ,汉语逐渐成为以回族为主的甘宁青一带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交际语 ;同时在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影响下 ,回族学者创造了用阿拉伯 -波斯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新母语———汉语的方法 ,主要用作解经 ,兼用于日常 ,形成了现在称为“小经”的文字。而其他一些操突厥语的西北民族 ,如维吾尔、哈萨克等族 ,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仍然保存了自己的母语 ;受其影响的穆斯林民族如东乡族 ,则在保存自己母语的同时 ,在回族“小经”的影响下 ,创造出东乡“小经”。     

元代回回人倒剌沙史事钩沉

本文根据《元史》和元人笔记《解醒语》的有关记载,从其所处历史环境、仕途沉浮及其与回回人、汉人的关系方面对元代回回丞相倒剌沙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试图反映元代色目人内部之各种关系。     

“回回”：历史解释与文化表述

历来对回族族称的解释仅限于正统的历史考证的方式。本文认为 ,虽然回族族称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 ,但在现实发展中又逐渐显露出其非历史的主观性的一面 :即作为文化主体的回民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中对自我的阐释 ,这些阐释体现在回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及回族学者的著述之中 ,并流行不衰。从历史的考证来看 ,回族族称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在作为穆斯林的回民看来 ,这里体现着来自造物主的意志 ,即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自我的文化表述 ,其中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是回族文化 (说汉语的穆斯林的文化 )的起点和终点     

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陆、海两道的密切联系,乃使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而这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而随着他们的东来,波斯地区的学术、技艺等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元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