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释义学方法论取向

宗教的文化心理学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对人类复杂的宗教现象进行研究,特别对引起、促进和构成人类的主观性和精神功能的文化机制进行探索。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和阐释。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范式,不可能完成对人类文化最复杂的宗教现象的终极意义和本体论价值的考量。作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取向,释义学能够找寻宗教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并试图发现这些意义和动机是如何构成一个人的宗教心理机制的。释义学为理解宗教行为背后的意义提供了有效的解读方式,成为考察人类复杂宗教现象的重要方法论取向。     

波普尔学派方法论个体主义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在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讨论中,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心理主义。波普尔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波普尔、沃特金斯、阿加西等都讨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心理主义的关系。波普尔始终坚持批判心理主义,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社会理论的自主性以及社会科学解释的合理性;沃特金斯在其早期认为心理主义有助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彻底解释,但在其后期提倡的中层解释方法中,心理主义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阿加西原则上对心理主义持反对态度,他主要是通过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理论。本文通过论述三位波普尔学派代表人物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以求更好地理解他们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主要思想和侧重点,并为更加准确地评判方法论个体主义提供一些启发。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及其超越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分歧源于社会理论中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了一个极端,即强调行为主体而不是社会结构,是一种试图仅用个体相关的方式处理社会结构、制度和其他总体现象的方式。方法论集体主义体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整体结构而不是个体,认为所有个体倾向或行为能够也应当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的现象中得到解释。这两个极端都有其缺陷:个体主义否定结构影响,不承认多层次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质"层级,集体主义对改变个体的过程和机制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这两者的超越与综合则包括了结构化理论、批判实在论、凡勃伦制度主义、奥地利传统的互动主义以及基于现代系统论的系统主义等。结构化理论和批判实在论试图从实体层次上分离能动性与结构,凡勃伦制度主义和互动主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系统主义则采用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强调不同层级和不同网络中的循环因果关系。     

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制度主义理论是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重要内容,缘起于波普尔反对心理主义的现实需要,制度主义理论涉及波普尔的反心理主义、社会进步理论、"零星社会工程学"等内容,标志着波普尔本人由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向整体主义理论的悄然转变,也标志着方法论个体主义由强方法论个体主义向弱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过渡,同时自制度主义理论提出和发展后,波普尔学派的其他成员就沿着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制度主义两条路径并行发展,从而使得波普尔的制度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试论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学方法论领域,一直存在着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试图超越两者的对立,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关系主义方法论。这种关系取向的研究方法将“场域”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分析单位,克服了由(社会或个体)实在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导致的社会学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     

评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我们对于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含义、特征及其对功能解释的否定等方面有了解的必要.但是,并非所有社会现象都能从个体出发作出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存在着局限性,只有把个体与整体结合起来才能科学解释社会现象.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学的新发展

作为罗尔斯正义论主题的社会基本结构,强调政治制度优先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事实上是对政治哲学的制度传统的回归。与此同时,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对政治行为的“锁定”性作用,也是对古典主义政治学传统即制度的“重新发现”。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罗尔斯正义论融合,可能将政治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基本特征是制度中心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合一性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融合。     

艺术:审美经验,还是存在经验?--伽达默尔视域中的艺术经验

在伽达默尔看来,释义学基本上不是一个认为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这就等于说,我们的存在是释义学的.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必须证明科学之外种种经验方式的合理性和真理性.这就是伽达默尔艺术经验理论的实际目的.伽达默尔通过对近代主观主义美学的批判,证明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经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艺术真理的问题.艺术经验实际上是我们的世界经验.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特点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积累宝贵经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群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从一元价值到多元融合、从伦理本位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从自发的认知到观念与现实的＂虚实＂结合。它给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启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实现道德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互动融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家庭、学校齐抓共管的社会道德建设体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强调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道德文明成果。     

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传统的路径及消费视角的新综合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在已有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存在三种不同路径:集体主义方法论视角、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和文化转向视角。这三种研究视角的基础都是生产。而消费社会的出现对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笔者试图将三种视角加以综合,以文化转向的视角为主要的方法论,把消费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主义对阶级意识的表达考虑进来进行研究。这样既避免了文化视角中相对主义的缺陷,又能更好地兼顾社会结构的客观因素的制约、阶级的主观表达以及工人的日常活动,是一个更加可取的研究路径。     

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实证主义与个体主义及其批判

心理学赖以确立的基础是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极大地限制了心理学的发展。相对于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则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困难,而且并不容易被加以取代。所以,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解决教育问题就陷入了困境。教育心理学必须克服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偏向,从社会－伦理的观点出发进行自我重构。     

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方法论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

哲学心理学依赖理性与经验思辨,对人类的精神领域做了基本的划分,为现代心理概念的诞生准备了智性基础。在自然科学的洗礼下,关注人的灵魂的哲学家掌握了分析和考察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于是现代的“心理”概念诞生了。因而整个现代心理学也就成为科学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历史展开。内省与经验、观察与行为、隐喻与认知及潜意识等构成了这对关系的主要内容。心理学发展的实质就是变革心理学的方法论,进而扩展心理学的视野。对现代心理学而言,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向隐喻的方法论原则转变。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全球化与本土化：论心理学本土化的意涵

台湾华人本土心理学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的内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本土化运动所遭遇的困境是十分类似的。非西方社会中的本土心理学者要想达成建立全球心理学或普世心理学的目标。必须将反殖民主义的心态,调整成为后殖民主义,将相对主义的哲学默认转换成为普世主义,充分吸纳西方学术传统既有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针对普世性心智的运作机制,建构假设可适用于各个不同文化的形式性理论,同时用它来分析某一特定文化中人们所独有的心态,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从事实征研究     

错误认同、文化霸权和普遍性匮乏——文化特殊主义的僵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批评甚多,而对文化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却往往忽视。把文化相对主义误读为文化普遍主义必然导致真正的普遍性的匮乏,而普遍性的缺失,将使多种文化的沟通成为不可能。消除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僵局,可能的途径是“求大同,存小异”———把一种独特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具体表达;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使文化交流得以可能,从而使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     

论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与超越

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只是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和超越。它用人性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性普遍主义,用人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权普遍主义,用规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价值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它为克服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弊端提供了一套新的替代方案,但是其本身并没有摆脱普遍主义的内在悖论,它缓和了内部的冲突,却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文化心理学的多重含义与多元取向

文化心理学的多重含义与多元取向,一是涉及到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属性,即怎样对待人的心理行为的文化内涵的问题;二是涉及到心理学研究方式的文化属性,即怎样对待一门独立科学门类的文化特性的问题;三是涉及到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文化分支,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等,都是涉及到文化的重要的心理学研究;四是涉及到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文化多元。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心理学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体现为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积极变革,对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原创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