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阈下的土司制度初探——兼评云南巍山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的“武功”与“文治”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整体性宏观研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把钥匙”。历史上在云南蒙化彝族地区（今云南巍山）的“土司制度”,不仅维持了封建国家统一的“一体”格局,也促进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组成部分的云南西部蒙化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从土司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普遍推行可看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古代就早已是我国各族儿女认同的共同目标,土司制度对此格局的最终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景颇族发展问题探索

景颇族是一个勇敢、勤劳、智慧、主动进取、善于经商的民族。据历史传说和汉文记载,景颇族先民最早居住在康藏高原南部名为穆珠新亚崩的山区,以游牧为生,约自唐代始沿横断山脉南迁,南迁后,东部景颇族分布于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及东沪水地区;西部景颇族则分布于当时属于南诏的永昌节度管辖地区以及丽水节度辖区内的片马、古浪、岗房一带。这一地区史称寻传,“寻传蛮”即包括景颇族先民在内。元、明时期东部“寻传蛮”亦称峨昌。元代,景颇族地区属云南行省的金齿宣抚司。15世纪初,明朝设置的茶山长官司曾任命景颇族山官为长官,颁发了铜印和金字红牌。至明末开始大批迁入永昌府和腾冲府,即今德宏地区。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研究——以文山州大学生村官为例

村级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建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是国家稳定、边疆稳定的需要,因此大学生"村官"工程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十分重要.我们通过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谈“赋、比、兴”

(一)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组重要的概念。古往今来,对“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所进展,但多侧重于对它们和形象思惟之间关系的探讨,至于“赋、比、兴”自身的内函和外延,却仍然缠夹不清。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

"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融合的典型表现。"八景"文化发源于先秦,萌芽于魏晋,成熟于两宋,繁荣于明清。明清以降,随中央集权统治的拓展,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普遍的内地化现象,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并因地理、自然生态及经济文化的差异而独具民族和地域特点。云南"八景"文化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康乾时期,繁盛于嘉道时期,咸同后衰落,其发展历程在边疆民族地区极具典型性,其文化内容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杨苏等的电影剧本《景颇姑娘》

解放后,在以云南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而拍摄的二十多部电影中,《景颇姑娘》(杨苏、李鉴尧编剧,王家乙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可说是最早一部反映边疆民族地区互助合作道路的影片;也是迄今为止,反映比较或功的影片之一。虽然这部电影拍摄已近二十年了,但今天看来,仍然使人感到那样真实、亲切,仍然是那样激动人心! 剧本取材于五十年代初期云南德宏景颇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景颇族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工作队的帮助下,在傣族等其它兄弟民族的支持下,逐步觉悟和成长起来,不断摆脱旧的羁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改变景颇山贫穷落后的面貌的感人事迹。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

“边疆民族”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主要指称之一,本身既体现以种族区分为实质的外来民族理论和以文野区分为主旨的本土边疆观念的奇特结合,更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批判套用、进而拒斥欧洲和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行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旨在化异从同,实行民族融合;一般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主张推行边教应先作民族调查,甚至用美国学者萨姆纳分析原始初民社会的“我群”与“他群”概念剖析汉族与边疆民族,客观上趋向将中国人进行民族划分.有关非汉人群称谓意涵的界定和概念的取舍,民族认同、政治立场等差异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所谓汉与非汉,以及非汉各群体之间的同异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实现存异与求同的协调.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云南民族大学的特色和优势专业,在6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该专业充分发挥民族类院校的学科专业优势,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民语人才。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该专业却一度陷入了生源数量严重不足、招生人数逐年下降的困境,专业学科建设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校抓住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机遇,从2002年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先后与丽江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12个州、市、县签订了联合培养纳西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传承人才的协议,形成了"学校+地方政府"合作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专门人才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作出了新的贡献。     

从“现实的人”看人与社会的统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正确理解“现实的人”这个概念,对于说明人和社会的关系至关重要。那末,如何正确理解“现实的人”这个概念呢?我认为,关键是不要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入世”后边疆民族地区干部人才工作思路的调适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干部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工作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要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才开发利用机制,留住并用好人才。同时要真正办好教育,使边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素质有显著提高。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和稳定的特殊工作机制

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助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需要创新工作思路。自1980年至2010年,中央连续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几乎涵盖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即是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中的创新。     

试谈“自己”跟“我”的区别

试谈“自己”跟“我”的区别杨咏梅“自己”与“我”都是汉语中的人称代词，但两者在用法上并不完全相同。“我”这个人称代词有确定的人称和指代对象，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可以称“我”，因此“我”是第一人称的单数形式，指代每一个说话的人。“我”这个人称代词能单独充当...     

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文章认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契合点,应该是全面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素质,这既是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摘要］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以中南半岛地区为信仰中心的佛教派别。在中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是其主要传播区域。本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审视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和谐社会相对应的历史与现实，针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现状，借助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的历史机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提出了引导南传上座部佛教为和谐云南边疆服务的思路与对策。     

景颇族“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制研究

“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是１９５０年以前存在于景颇族社会的两种政治制度。该文对“贡晶贡萨”的起源和发展、统治机构、贡萨德拉法及“贡龙贡查”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对比分析,认为贡萨制属于封建农奴制,而贡龙制则属于封建地主制     

“我”是谁?

对于“我”(self)这个概念,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理解,现代西方人的自我观基本上把”我”定义为一个有物理界限、独立存在、有认知能力并根据理性活动着的宇宙。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我”这个概念的解释却受到了挑战,安德逊(W.T.Anderson)在美国《未来》杂志1999年第10期上发表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我”》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