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哲学意蕴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她促进了中国哲学语言形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更新,开启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先河。     

论胡适诗派

论胡适诗派步大唐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     

新诗的"失范"及其与传统诗学联接的可能性

新诗对于中国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诗学思路上.中国传统诗歌有一种"向后看"、以能模仿古人为能事的倾向,这导致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因袭、模拟之风的盛行,并由此产生了空洞、肤浅、"文胜质"的毛病."五四文学革命"就正是为了打破当时旧诗坛的这种剿袭之弊.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其中之一就是"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1].     

语言风格与“心理频率”说

一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风格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古老的希腊半岛上,一位最博学的人物曾经遗憾地向人们指出:“的确,甚至语言风格的研究,直到晚近,还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这位伟人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五世纪,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诞生在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它是一部文学理论的专著,与亚氏以演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修辞学》相比,它更多地论述了文艺作品中的风格问题。在《体性》篇里,刘勰从创作方法和表现特征上,把文学风格归结为这样错落有致的八类:“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作者还进而概述了这“八体”与文体风格的关系,并且论及了风格的成因(才、气、学、习),还注意到了作者个性对文章风格的影响。     

《周易与中国文化》之二 群《易》爻卦合论——兼论《易》与中国数学

本文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易》的爻画卦图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探讨群《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及《易》与中国数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彩的经卦 各式各样的数符 《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日《連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運(辉)十,别九十。”这一记载告诉     

关于葛天氏八阕乐歌的时代性问题

葛天氏八阕乐歌始见于《吕氏春秋·大乐》: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是一则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重要资料。建国以后所撰写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以及其他有关论著,在说明文学艺术的起源和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关系时,对它几乎无不     

试谈“敢,不敢也”

“敢,不敢也”之说。已为当前不少汉语辞书所采用,在古汉语教学中也都这样讲,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认为此说是错误的。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须介绍一下此说的来胧去脉。“敢,不敢也”之说,始于汉代旧注: ①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仪礼·聘礼》)郑玄注:“辞,不受也。对,答问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晋代杜预继承了这一说法: ②(辛俞)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国语·晋语八》)韦昭注:“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烦君司寇以刑臣。”     

从《新青年》的特性看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新青年》同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也催生了文学革命的诞生。但《新青年》的特性也直接影响了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使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迥异的个性、功利的色彩以及借文学变革行社会变革的思路。     

吕后八铢“本秦钱”新解

<正> 《汉书·高后纪》载,吕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颜注引应劭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刘邦以其太重,更铸荚钱,……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秦钱既“重如其文”——“半两”,即是十二铢重,吕后八铢文为半两,重仅八铢,怎说吕后八铢“本秦钱”呢? 唐杜佑在《通典》中将“重如其文”一句删去,这样,“秦钱,文曰半两,即八铢”,与吕后“八铢,文曰半两,本秦钱”统一了。《通志》、《通考》皆沿袭《通典》的说法,今人亦照搬照引不疑。但,史书明载秦半两“重如其文”,怎好随意删去,含混凑成与吕后八铢相等呢?清人蔡云、今人王献唐皆察觉应劭之说谬误,但二人所释亦难能令人信服。     

关于一九一七年文学运动性质问题的质疑

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二月,二卷六期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此后,接连又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与胡适、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问题的通信或文章。这样,以《新青年》为阵地,关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和讨论,就逐步展开了。     

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

唐代小说,已由汉魏六朝时期的初具规模走向成熟,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初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年),所谓小说“斯道渐烦”,刘知几指的是初唐的事,“其流有十”,当然不包括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传奇小说,但刘知几颇具慧眼,     

论元杂剧思想内容的若干特征

元杂剧的内容异常广阔,元人胡祗遹说:“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明人朱权把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旦(即花旦杂剧);十     

试评《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但是直到如今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的仍认为此文所提倡的不是文学革命,仅仅是形式主义的改良,明显地暴露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就其实质来说,究竟是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尚须认真研讨。笔者不揣浅陋,想谈点看法,就教于大家。“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判定五四时期文学主张是否具有革命性质,我认为重要的依据,是看它能否体现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精神。《文学改良刍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精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文学改良“八     

谈“突然”的归类问题

“突然”一词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它属于何种词类呢?从当前高校通用的几本语法书里,可以找到三个答案:一曰形容词,二曰副词,三曰形容词兼副词。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语法书里,甚至还出现自相矛盾、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如张静《论汉语副词的范围》中,在引例说明副词可以修饰名词时,列出了“突然事件”的短语,他在这里把“突然”作副词,但在文章的结尾处,又主张把“突然”等词排除在副词范围之外。(《中国语文》1961年八期)再如,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里,时儿把“突然”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     

试论《元曲》中的包公形象

元代是我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据元代末年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记载:元代剧曲作家辈出,约有一百十一人;作品如云,约五百种左右。明代臧晋叔编有《元曲选》,近人隋树森编有《元曲选外编》,使约一百七十种元曲流传至今。在我国文学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分别代表着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继它们之后,“元曲”名噪一时,它完全可以同“汉赋”、“唐诗”、“宋词”相媲美!明初著名的皇族戏剧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把“元曲”的题材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忠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夜,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公主下嫁不可言“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史研究丛书》中林剑鸣编译的《简牍概述》一书,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一简(见八章《简牍中政府下达的文书》)之“连同匡夷故长公主夷卿大婢外人”的解读颇有可商之处。其文略云:“(汉)宣帝以前有四人称长公主”,即“馆陶长公主嫖,文帝女,尚陈午。阳信长公主(又称平阳公主),景帝女,先尚曹寿,后尚卫青。卫长公主,武帝女,尚栾大。(下略)”三句四处言公主“尚”夫,而此云“尚”不确。检《汉书》,《东方朔传》曰:“初,(景)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卫青传》曰:“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     

《论语》一则新探

《论语》一则新探李全祥《论语·学而篇》第八则：“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对孔子这则语录，古今注疏家有不同的注释。杨柏峻先生在其《论语译注》的译文中解释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     

孔子“绘事后素”辨

在《论语·八佾第三》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文中“绘事后素”一语,自古以来就被一些学者阐释为孔子的绘画美学观点。对其所包含的意义有各种注释,理解上有很大的差异。诸如: 汉末郑玄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诸子集成·论语正义》第49页)古代学者,多从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