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模式的博弈与选择

金融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应对,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基础和保障。在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目标监管、统一监管等模式的乱象背后,何种金融监管模式才是更优的选择,是后危机时代法律和金融亟待解决的问题。机构监管并不是行业划分的标准,无论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机构监管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单一监管是金融监管模式中理念最为领先的制度,但这种制度仍需要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配合,并提高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管理能力。以目标为基础的双峰监管模式,既能做到金融风险的监管全覆盖,又兼顾金融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新突破口

金融企业文化带给商业银行以有形和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而且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其核心是群体的"企业精神"。它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塑造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树立体现行业特色的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并在实践中从教育培训、制度安排等方面加强我国金融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2009—2019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预防性储备理论,考查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基于金融化与盈余管理的资金平滑效应,探究"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金融化能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在企业金融化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上述的作用机理可概括为"企业金融化-盈余管理-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可为外部管理机构监管企业合理实施金融化、促进企业稳步发展提供启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

无论是从金融发展史,还是从金融抑制论或金融功能观的角度看,金融创新都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创新也存在金融风险.如果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暴露了其在金融创新监管制度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关系,必须首先从立法上对风险监管进行规范;其次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升监管效率;第三要约束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稳步推进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后是要建立金融创新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评估.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金融监管弊症及其本源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弊症。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下产生金融监管的积弊表症,主要包括监管竞次与法律竞争;分业监管与金融高度混业经营之间的匹配间隙;金融监管不均衡;以及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这些积弊表症并非一日而就,而是在美国漫长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成,并有着美国政治体制、经济理念、法律传统等深层本源。金融监管弊症是美国金融改革的源头,也是改革的目标所向,正视金融监管弊症,从金融实际出发革故鼎新,是金融监管改革有效性的基础。     

论上市公司的金融特性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高级形态,具有直接同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相连接的金融通道,有着鲜明的金融特性。在实践中,要避免对上市公司金融特性的利用偏差,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金融特性,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制度选择及风险监管

为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银行混业经营将成为必然趋势.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现状及国情,以银行为主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应是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理想制度选择.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可选择多元化的监管模式,用风险目标法对其资本充足性进行监管,同时设立内部防火墙和控股公司的集团援助机制.     

金融机构组织创新、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研究——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为例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也正在向全球化深入发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因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的金融机构组织创新方面,其中尤以适应当前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需要的金控公司最为典型。金控公司在拥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等经营优势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诸多风险,而对这些风险的辨析和管理成为其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在金控公司外部监管方面,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设计有关制度安排时应树立金融系统稳定与发展的监管目标,坚持适度从严、适度前瞻的监管原则和健全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监管架构。     

商业银行流程再造与金融风险防范

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金融中潜藏的风险开始凸显,如何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营运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保障,流程再造作为银行企业营运管理完善的重要手段在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流程再造为分析视角,使用2010—2014年A股主要上市银行的数据,考察银行企业营运管理完善对商业银行微观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在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框架下,聚焦于银行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完善对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关结论对于促进微观金融机构风险防控和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强国目标下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数字金融平台快速兴起并将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行业。数字金融平台是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产物,其通过输出技术或提供场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偏好与金融属性,有效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数字金融平台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或测不准(算法黑箱),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太大不能倒、太多不能倒、太强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在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与监管端)形成了算法黑箱风险:算法黑箱具有平台迷雾风险,阻碍平台端的稳定发展;算法黑箱具有技术遮蔽风险,加剧用户端的风险缺陷;算法黑箱具有监管真空风险,制约监管端的公权治理。因此,为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防范化解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三方控制理论与国际算法黑箱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我国应当从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监管端)构建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探析

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的种种风险 ,提出只要强化内部制度控制、建立信贷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金融财会基础建设、建立风险分散转移机制、强化中央银行监管、建立社会性风险监管体系并完善金融风险监管考核指标就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股权结构变量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经营管理中客观存在的风险有可能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模型,以便及时地进行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及早地发现财务危机信号。为了有效地设计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解释变量项,以我国125家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及有关法规,研究了股权结构变量对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影响。以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ST)的公司作为发生财务危机的界定标准,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选取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量进行了筛选,发现部分股权结构变量对企业的财务危机有着显著的影响。     

上市公司财务危机实证研究

财务危机数量的增多及投资风险急剧增大,使得建立一套科学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体系显得尤为必要。运用剖面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ST公司及配对样本建立模型。剖面分析表明资产收益率判定效果最佳,Logistic回归模型对样本t-1年的判别率达到81．6％。     

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举债、舞弊等财务风险,文章提出高校应设置财务风险管理机构、建立财务风险管理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行,以预防、化解各种财务风险,为我国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条件、意义和路径

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完善和基础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我国已具备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条件。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有利于市场投资者规避风险、降低筹资成本和拓展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建立有序的市场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健全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是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路径。     

高等学校财务风险分析及防范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学校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财务风险。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迅速与财力增长缓慢的矛盾,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治理以及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都进一步加深了高等学校财务风险危机。防范和化解高等学校的财务风险,必须转变理念,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有效地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高等学校更要加强贷款管理,有效防范贷款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为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金融科技、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以及财务风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财务风险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科技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优秀企业的治理水平影响最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合格企业的治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对金融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应加大运用金融科技的力度，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合并高校的财务管理探析

合并后高校规模扩大 ,学科增加 ,校内、校外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日趋复杂。为了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 ,拓展资金来源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应设置相应的财务管理体制 ;制定统一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编制周密的财务收支计划 ;规范各项支出活动 ;加强财务监督 ,从而使各项事业顺利发展。     

探析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模式与监管制度

金融服务业的变革和一体化,促进了金融集团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有两种模式:非金融企业控股公司和银行控股公司。在监管制度上,强调应实行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从传统监管方式向风险目标值法转移,要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监管,建立内部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