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元杂剧《魔合罗》的道具运用

中国古典戏曲历来有善于运用小道具的优良传统。道具,本是现代戏剧文学中常用的术语,元代杂剧称之为“砌末”。砌末在元代公案戏中往往是破案的线索,而在爱情戏中则是作为信物出现的。这种砌末虽然很小,又不能说话,但它在戏剧结构中却往往起着“贯串”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砌末在某些剧中是不可或缺的结构因素。元剧作家孟汉卿的公案戏《魔合罗》的道具运用,就是极有特色的。《魔合罗》中的砌末     

论《永别了，武器》中的悲剧美学意蕴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悲剧系列小说之一,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从悲剧美学的视角分析<永别了,武器>中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蕴,以求重新审视海明威的创作思想,定位他的创作风格,认识他的美学意义.     

刘兰芝被遣原因浅析--《孔雀东南飞》教学心得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录存的古代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乐府民歌代表作之一.它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并加以赞扬,同时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司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关汉卿杂剧中妇女的反抗性

妇女形象在关汉卿杂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现存的十七种杂剧中 ,有十二种是以妇女作为剧中的主要人物。这些妇女形象虽然都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但各自所属的阶层、出身、遭际多有不同 ,决定了她们的反抗必然不是针对同一种社会罪恶 ,而是分别指向那个特定时代的各种主要矛盾与罪恶 ,并且这些形象又合起来结成一个形象整体 ,构成对整个反动制度的揭露与批判。     

当代小说阅读札记四则

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在人性的情感逻辑上和情节的合理性上远优于他的名篇<党费>;<红岩>既在文化产业和"党史小说"上是成功的,又以对人间生活世俗性的彻底否定而成为"共产主义教科书";路遥的<人生>反映了农家子弟反抗户籍宿命的时代悲剧;王朔的<动物凶猛>在表现青春记忆上,将独到的心理学深度、无比的眷恋情绪和重新审视中所产生的质疑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日神与酒神之争——谈《荆棘鸟》中梅吉和拉尔夫的爱情悲剧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在<荆棘鸟>中成功地描写了梅吉和拉尔夫两人的爱情悲剧,深刻揭示了两人悲剧的根源.本文借助于尼采的悲剧理论,从他们两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冲突,来阐明他们悲剧产生的过程,从而分析他们悲剧爱情的典型意义.     

《麦克白》的悲剧人物分析

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是一部流传后世的佳作.剧中的麦克白是一个谋权篡位的人,他的堕落是人性弱点促成他的悲剧;他的毁灭死亡给人们以深思.而对麦克白夫人的描写更加深了麦克白的悲剧性结局.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一悲剧性人物是对刻画人物、探索人类灵魂黑暗面而获得的一大成功.     

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梁赞诺夫悲喜剧创作历程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喜剧大师,通过对其爱情三部曲:<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和<两个人的车站>的介绍,指出埃利迭尔·粱赞诺夫的这类电影作品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喜剧作品,而是悲喜剧·悲喜剧是悲剧和喜剧的交融和延伸,兼有悲剧和喜剧成分,通常具有喜剧的圆满结局.在悲喜剧中,冲突可能同时产生喜剧性的效果.在当今社会,埃利迭尔·粱赞诺夫的作品仍大受欢迎,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作品中崇尚对人性的赞美和对高尚爱情的赞美.结合梁赞诺夫近几年的创作,指出他本人永远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活跃在世界影坛.     

酒神精神: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符咒--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现代性解读

为了疗救现代性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疾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主张复苏以酒神精神为根基的审美的悲剧文化,将生命本能从理性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倡导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欢乐的审美人生.这种获得形而上之"醉"的酒神精神作为生命的"极端体验",通过激发人内在充沛勃发的生命力祛除了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从而否定和颠覆了日常性经验,挣脱了现代性"同一性"的磨难.尼采所开出的疗救处方既不同于黑格尔所开创的启蒙辩证法的内在批判之路,同时又与早期浪漫派以建造恢复已丧失统一性的新神话的方式区别开来,显示出他企图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别样的运思理路.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平民意识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表现了与封建正统思想判然有别的平民意识。这主要表现在赞同叛逆反抗行为、重视道德和义气、盼望发迹变泰以及用因果宿命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等诸多方面     

长嚎 倒戈 自毁——论魏连殳的酒神情结

酒神精神教人超脱生命,正视人生痛苦,在痛苦中获得悲剧性陶醉。魏连殳是在“五四”新化运动的春之来临和启蒙主义之催眠药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其反叛精神在当时的中国被视为异类而被攻击和驱逐。他只能凭借酒神的方式,挣扎长嚎、倒戈反击,最后用灵魂的自我毁灭判定了世界的不可救赎性质。这源于鲁迅灵魏深处的“鬼气”：一种混杂着清醒、失望、惶惑、痛苦的孤立感。这便注定了一场命运悲剧：绝对的孤独,徒劳的挣扎。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观念与理论探求的嬗变

20年代的革命文学观念,经历着由表现反抗精神的观念向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质的飞跃,影响这种变化的历史因素主要是革命文学倡导者所接受的不同的国际左翼文学理论资源。     

古希腊思想在加缪作品中的延伸

本文从“荒诞与理性”、“反抗与限度”出发,剖析了加缪作品之存在主义内涵与古希腊文化的联系,认为平衡的希腊精神是加缪作品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天然和尚函昰与“函”字辈诸人的交往

与礼空隐道独为师的“函”字辈诸人,或早卒,或抗清而牺牲,或为遗民,其与天然函禅师的交往,表现出那个时代岭南佛门的禅僧具有强烈的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卡捷琳娜与刘兰芝爱情悲剧论

卡捷琳娜和刘兰芝跨越了巨大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并身处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她们都对生活充满憧憬,对自由和幸福充满渴求,然而,她们最终都投入了滔滔河水之中,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封建礼教和宗法道德筑就了她们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种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中,在对那扼杀爱情和幸福的黑暗势力的反抗中,她们展露出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个性力量。她们的悲剧也因此冲破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重大的社会与历史意义。     

反叛的背后——王安忆笔下的富萍和波特笔下的劳拉形象比较

王安忆和凯瑟琳.安.波特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却拥有颇为一致的创作理念,她们通过描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心灵世界来表现他们形而下的生存哲学。文章从富萍和劳拉的“反叛性”入手,对她们反叛的形式、内容以及结局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则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劳拉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人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神人交融 假象尽辞——从屈赋中的神话传说探寻屈原的内心世界

屈原作品中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假象尽辞"的写作手法表现了举贤授能的美政思想、反抗斗争的不息精神和充满信心的复仇心理,展示了丰富深邃的内心世界。     

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多元化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注重自我生命意识,张扬女性主体精神,以清醒、审慎的理性思维和丰富、细腻的感性探求人生的价值, 表述女性的生命体验.在当代各种文学思潮交汇之中紧密与时代相契合,其文本在私小说、语言表述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反叛色彩和创新特质,包含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和现代意识.     

楚文化:《红楼梦》创作的文化基石

种种迹象表明,楚文化已成为曹雪芹《红楼梦》创作的重要文化基石。无论是充斥于小说字里行间的悲情意蕴,还是曹雪芹在"以悲为美"审美观念指导下为小说所设置的悲剧结局;抑或曹雪芹在楚文化"女性中心观"指导下对宝玉"女儿"身份及其女性崇拜意识的一再强调;以及黛玉这一形象身上所流露出来的带有浓郁感伤气息的楚风流韵,都显示出楚文化所特有的审美情韵对《红楼梦》的多维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