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理论方法参照下的词谱编撰——徐师曾《文体明辩·诗余》的贡献与意义

徐师曾的《文体明辩·诗余》因长期受到《啸余谱》的遮蔽,故历代研究较为薄弱,或多关注其文体学一隅,或仅局限于词谱学的范围。实际上,徐师曾是在文体学理论方法的参照下编撰《诗余》图谱的,他借用了图谱的形式对独特而多样的词体进行阐释和印证,对文体学和词谱学都做出了开拓和创新,因而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文体分辨与词谱编撰的结合与共存;其二是作品采选和文献征引的拓展与丰富;其三是图谱编撰和谱式设计的改进与创新;其四是词调分类和编排体例的创新与突破;其五是同调异体和词体分辨的开拓与深化。     

《词海评林》与明清之际词谱之演进

《词海评林》（抄本）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学者毛晋编纂的一种词谱。该书采用图谱释字省文、图谱式、合律正调三位一体的复合谱式,迥别于目前已知的所有词谱,既有独创性,又具科学性。而《词海评林》编纂中存在的疏漏和矛盾,不仅有助于还原毛晋制谱的徘徊和抉择,更有助于考察明清之际词谱演进的历史进程。     

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李白词作的真实性,有诸多史料证明.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其中<清平乐>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天宝二年秋的思归之作.李白的宫廷词确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燕乐界定说的困惑——关于词体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词体的特征和词的起源问题,词学界存在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即只从词体的音乐性出发,以是否配合燕乐作为辨别词体的标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它无法给人以明确的界定,故给人带来更多更深的困惑。实际上,词的谱式定型(乐谱的定型、与乐谱相应的歌辞的格律谱式的定型)对词体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考察词体的本质特征,探讨词体的起源,应从音乐和歌辞两个方面着眼,不应只看它的音乐因素。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曲礼》"君大夫"释义辨正

本文依据礼制,从多个角度对<礼记·曲礼下>"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中"君大夫"一词的释义进行了辨析,指出郑玄注释之失及后人沿袭郑注之误.     

凤林书院体与“稼轩词风”辨析

<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是宋末元初的一部词选,所选多为江西词人词作,厉鹗据此提出了"凤林书院体"和"江西词派"的概念.对于凤林书院体的风格特点,学者们大多认为是"接近干苏辛一派词的风格",但从该书所选词作的选调用韵、用典和用字等几个方面来看凤林书院体与"稼轩词风"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与辛派词人的豪壮词风差异较大,有些地方接近于张炎一路格律派词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     

试析《庄子》比喻词的类型与特征

<庄子>的比喻词可分为全喻型、半喻型两大类型.根据构词方式,全喻型又可分为语法构词和语音构词两类,半喻型仅包括语法构词中的偏正式一类.与先秦其他典籍相比,<庄子>比喻词的特征表现为:数量多,构词方式丰富;表现心理状态的词多;形式新颖、语意浓缩.     

《史记》车舆类名物词与秦汉车制

<史记>车舆类名物词数量众多,特点鲜明.它们有的是各种车舆的名称,有的是车舆构件的名称,还有的是车舆装饰品或附属物的名称.全面考察、整理<史记>车舆类名物词,运用义素分析法梳理并分析了这些车舆类名物词系统的层次性,能洞悉秦汉时期的车马制度及其文化内涵.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文化困境与内心挣扎——《须溪词》遗民心态的再认识

由元入宋以后,因为异族文化的进入、传统文化的汲汲可危、个人出路的迷茫,遗民刘辰翁陷入文化困境和信仰危机之中,因而倍觉迷离和痛苦.这是一部<须溪词>散发出来的种种遗民心理体验的深层次动因,为我们全面真实地研判<须溪词>的遗民心态提供了新的探测维度.     

从《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论词乐与词律之关系

本文以<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为据,考察了词乐与词律的关系.指出涉及词律的一些问题,诸如词调创作、入派三声、押韵方式及句法结构等皆出于协乐的要求,并且都能在旁谱上找到音乐上的根据.     

《周南》、《召南》产生时代考

关于<诗经>"二南"(<周南>、<召南>)产生的时代,历来存在分歧.<毛诗序>首先提出"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即谓"二南"是文王受命时诗;近人陆侃如、冯沅君等又谓"二南"是东周以后的作品.事实上,"二南"本自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得名,其诗自当为西周盛世之作,这既有诗篇本身提供的依据,也有相关佐证可以证明.     

关尹遗说考——兼论关尹学说与《太一生水》的关系

<庄子·天下>篇云:"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有学者认为,关尹学说即以"太一"为核心.随着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的出土,一些学者认为此即失传千余载的关尹学说.本文辑先秦文献中的关尹遗说,较之<太一生水>,认为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将<太一生水>作为关尹学说并不妥当.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论词词及其诠释方法——以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为中心

以词论词是用韵文论文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其源自于论词诗,后延伸至词学领域.论词词在清代较盛,尤以晚清民国为最.晚清朱祖谋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集中体现了这种词论形式的发展和成熟.考察朱氏的论词词,可以看出其使用了知人论世、寻章摘句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并有所新变,巧妙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他人的论词序跋及诗词化入论词词中,照应了词体文学的独特体式并达到了论词的目的.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