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自由概念研究——读《伦理学》

自由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最高概念。斯宾诺莎从“人性规律”出发，围绕自由和必然、知和行、有限和无限等成对范畴，对“什么是自由”、“如何能实现自由”和“自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等重要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诠释。通常称“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斯宾诺莎本人对自由的“界定”，这并不确切。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思想特征；其本人被誉为近代最新自由思想家中的“摩西”。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富有远见卓识和启迪意义，当令今人思索和借鉴。     

斯宾诺莎自由概念研究--读《伦理学》

自由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最高概念.斯宾诺莎从"人性规律"出发,围绕自由和必然、知和行、有限和无限等成对范畴,对"什么是自由"、"如何能实现自由"和"自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等重要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诠释.通常称"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斯宾诺莎本人对自由的"界定",这并不确切.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思想特征;其本人被誉为近代最新自由思想家中的"摩西".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富有远见卓识和启迪意义,当令今人思索和借鉴.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和谐发展:发展伦理学的价值核心

发展伦理学追求的是"合理的发展",关注的是发展的伦理价值,即"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核心问题。它力图实现个体、群体与人类的和谐共荣,消费性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和谐实现,生态尺度与"人态"尺度的和谐一致,代际与代内之间的和谐统一。     

自由意志——康德道德宗教的核心观念

意志的绝对自由对于康德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是使其得以从纯粹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的关键概念.通过剥离人类自由意志中的经验性成分,区分只对特定主体的意志有效的主观"准则"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对实践理性、道德与宗教的论述,得以超越近代以前的神学与哲学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争论,并将基督教神学所倡导的罪感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由道德宗教所倡导的有尊严的谦卑意识.     

康德伦理学中关于自由的两个证明

自由这一范畴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石,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只可以思维不可以认识的先天的理念,于是康德必然要面对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使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得到证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的自由又在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自由与法则的矛盾中遭遇了困境。只有这两个问题都得到确证,那么道德法则才有可能,道德形而上学也才有可能。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新的流派,我们权且称之为新的新康德主义.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与西方社会矛盾的加剧相关,而元伦理学脱离社会生活与实践,功利主义又无法真正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当代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二是重构.学者们在康德伦理学重读重构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而且消除了对康德伦理学的许多误解.从而这既是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新的修正和发展,又有益于推进伦理学自身的发展.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关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并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探讨。自由体现于人的道德实践,从自由概念可引申出普遍的道德法则,其基本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代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在人学的层面上,康德伦理学弘扬以人为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人类的永恒主题———对自由的追求。这对于反思当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通则初探

中国近代伦理学的核心术语是支撑近代伦理新学的基石。在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通则中,其生成路径有三:一是重新创制,一是直接对译,一是侨词来归;其生成原则有二:一是在制名上,力图传承重于创新;二是在翻译上,以意译为主,力求选名通俗。这些通则的生成,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向近代的转型,也促成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萌生。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论康德理性自由的本质

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性王国中 ,康德不仅在自然因果链条的无穷追溯中预设了先验自由的可然性 ,而且在自由因的批判中证明了实践自由的应然性 ,使理性主体的主体能动性经历了从摆脱他律到自我自律的过程 ,使其从先验自由的独立性和自发性发展为实践自由的自我规定的高度 ,但它们都属于先验意义上的理性自由     

试论康德前近代西方伦理学的认识论倾向

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充满了对科学的信任和迷恋。这直接导致了近代西方哲学包括伦理学的认识论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家力图把伦理学变成纯属智力范围的一门学科,似乎美德是可以借助某种科学的方法(或数学,或力学)而得以发现的,似乎善恶是可以借助某种逻辑的工具(或归纳,或演绎)而得以认识的,似乎应该像建立一种实验物理学一样来建立一种道德学。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向度

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要求。而当今现实社会人的自由却存在着种种失落状态和误区,这些方面注定了要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因此要在社会生活与工作中把握和重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培养和教育,使大众将内化的自觉追求转化为外化的自觉践行。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1)"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2)"实践的自由",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 Willkur)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不纯粹的或纯粹的);(3)"自由感",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并非人的自由本体,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     

康德伦理学与当代社会

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德的“决疑问题”和伦理学

由于人们忽视了康德的道德决疑问题,使得他的伦理学以艰深晦涩著称.实际上,康德是讥讽和幽默的大师,他的伦理学是通过对道德现象中决疑的回答来建构的.他的决疑是讥讽的艺术,分为基本决疑和次级决疑.基本决疑--正题:必须遵守义务而不必顾及幸福;反题: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值得?--贯穿其整个伦理学.康德通过四个次级决疑对正题作出了回答,贞定了义务为道德最高原则;对反题的回答使他认识到幸福和仁爱的价值,缓和了义务和仁爱的对立,完成其晚年伦理学的转变.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王弼的体无自由观和康德的先验自由观

王弼和康德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二重划分,以"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尽管二者对于"本体"和"现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自由问题上,他们一致认为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因其本体性而自由。在王弼那里,自由就是"体无",以无统有。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至于作为公设存在的"圣人无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则是人实现自由的外在引导和保障。进而,二者又从"人"的自由,过渡到"国"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之国。     

费希特伦理学的行动特色

费希特是从研究康德哲学开始步入哲学殿堂、从认同康德哲学逐步转向改造康德哲学的,并将康德带有二元论性质的先验哲学发展成为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客观唯心主义知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带有独特的行动特色,从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知识学出发,构建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体系。行动特色不仅体现在他的知识学思想中,更在他的伦理学中有生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