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信义义务研究

信义关系理论是英美法系中的重要理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范围非常广泛,常见的如信托、公司治理、代理等.信义关系下,一方负有一种特殊义务——信义义务.证券投资咨询中,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符合信义关系的要素.而且,将信义义务引入证券投资咨询,明确投资者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追究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有利于保护实际承受风险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在明确信义义务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利益受损的投资者私人诉权和完善事前预防机制以达到证券投资者保护这一立法目的.     

董事的信托义务研究--从制度协调的视角调控董事行为的一种尝试

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在功能论的视角下,董事与公司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董事的行为亦因此而受到不同法律的多重和全面的调控。董事的信托义务就是在董事与公司的信托关系下的通过信托法调整的结果。通过对董事的信托义务的研究,我们可以细化和深入董事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从而使董事行为的法律调控问题在立法和司法上得以更好地解决。     

论商事信托的法律主体地位

商事信托产生于商事组织建立的需要。通过发挥财产转移、财产管理、资金融通、资本聚积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功能,现代商事信托制度已经从传统的保护个人财产向形成个人财产变迁,成为与公司制度并驾齐驱的商业组织形式。在信托业法上确认商事信托的法律主体地位有利于明晰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主体。     

信义义务在我国的缺失及其根源探析

信义义务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领域,在我国,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信义义务与信托责任二者之间的张冠李戴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简单混淆,我国信义义务的缺失,固然与经济法律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进行制度建设时,过分地强调经济人假设有关。即过分强调了经济人自私、利益相互对立的一面,忽视了人存在利他且存在合作与信任的一面。     

信义法律关系的分析及适用

信义关系及法律特征,并应用委托代理理论、文易成本论以及合同论等进行了诠释,在对信义关系与合同、公司、代理等法律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建议建立具备上位法性质的信义关系法,明确信义义务的适用情形和基本内容,从而对那些获得宽泛授权的信义义务人施以胜任义务及忠诚义务,形成全面而有效的调整.     

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的释义与认定

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主要内容包括善良管理义务、忠实运营义务、谨慎注意义务等多个方面,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加上诸多地方空白条款存在的现实性,因之在商事实务和司法实践中,对其法律释义和认定标准也有了不确定性,可见,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的具体化和可识别性应列入我国未来信托立法、信托投资立法的重点.     

董事忠实义务研究

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机关和业务执行机关在代表公司对内和对外进行活动时对公司负忠实义务，这是董事作为公司代理人和受信托人的双重法律地位的必然要求。忠实义务本质上是一种信赖义务，以公司对董事存在着信佳、信赖和依赖为前提，忠实义务具有独立性，既不能被注意义务所包含，也不能被注意义务所取代。其以董事不得因自己的身份受益，不得收受不当利益，不得与公司非法克争，不得从事自我交易，不得泄露公司秘密和不得非法利用公司的资财、信息和商事机会等为内容。     

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

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董事对公司及股东负信义义务,债权人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人,不是董事信义义务的受益人。从接近无力偿债到进入事实破产状态,公司成为破产法语境下的财务困境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发生转化,债权人进入公司治理,成为董事信义义务的受益人。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是在困境公司拯救的背景下展开的,必须把公司法与破产法衔接起来才能构建有效的董事信义义务转化制度。应该以最大化困境公司的价值为目标确定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基本制度要素。这些要素包括: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触发条件、董事对债权人所负信义义务的基本内容、债权人作为信义义务受益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信义义务转化后董事的抗辩权。     

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理论基础与规范重构

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罪主体的法律规范中存在不同理论基础,导致司法实践中识别内幕交易罪主体的标准不能统一。信息平等理论以知悉内幕信息为标准,信义义务理论以特定身份所承担的信义义务为标准,而两者均是对外国理论的借鉴,未充分考虑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及环境。应当立足我国本土条件,以法益保护为基础重新构建我国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范围,对《证券法》兜底条款进行同类解释与限定解释,以职务关联性获取内幕信息作为标准,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不应扩大解释。     

论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结构与完善路径

有限合伙制度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的特征,契合了"管理人中心"的股权投资基金运行诉求,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投资行为"伴生".通过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两项核心制度安排,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该组织形态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基金一种有效形态.然而由于我国有限合伙相应的配套环境、制度尚不完善,以致实务中未能在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平衡,实现立法初衷.我国有限合伙型基金的完善路径包括:树立有限合伙制度生长的基础理念,培育成熟投资人;明确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给予有限合伙型基金同等税收优惠.     

论股权外部转让中公司的股东权益保护义务

鼓励投资和股东权益保护常被视为公司法不言而喻的目的。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投资的有效途径,股权外部转让一直倍受投资者青睐。在此过程中,股东权益保护始终是公司法制不断寻求的利益平衡点。由于股东是相对公司而言的重要法律主体,目标公司在股权外部转让中的地位以及在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义务不容忽视。这些义务源于公司和股东间的相对关系和信托关系,包括公司的信息报告义务、平等对待义务和积极协助义务。     

论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

文章主要研究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由个案实证分析入手,提出我国公司法上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缺位的问题.溯源传统公司法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制度,分析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进而比较现代商事实践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雇员身份职权的异同,从正反两个方向论证公司雇员承担忠实义务同样具有正当性基础.对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合伙立法

在民法典制定中,合伙立法应区分协议型合伙与组织型合伙、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民法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应以组织型合伙、民事合伙为基本规范对象,商事合伙则应规定于商事特别法之中,而协议型合伙应主要受债法规则的调整。商事合伙可以一般适用民事合伙的规则,但民事合伙一般不应准用商事合伙的法律规定,隐名合伙制度也应在民法典中做出规定。     

董事对公司的侵权责任刍议

本文从讨论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着手，简要评述了几种观点，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于代理、委任与信托的一种特殊关系。董事的义务可归纳为忠实义务与善管义务两种。分析了确认董事对公司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并具体分析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最后提出应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意义。     

论公司董事与董事责任

随着公司法的发展，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相应地其责任亦逐渐加重，故有必要对董事与董事责任的若干问题进行研讨。针对董事责任，我国公司法注重对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规定，而对董事的民事责任则规定的过于笼统。董事责任确立的前提之一是明确董事与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在我国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应属委任合同关系；董事责任确立的另一前提是要明确董事义务。董事义务是董事责任产生的基础，而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的并列与统一则是法律对董事义务的基本要求。董事责任就其形式而言，包括对公司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责任。     

封闭公司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信义义务——控股股东义务指向与边界的重新审视

封闭公司股东退出受限的特征加剧小股东的弱势地位,也产生规制控股股东行为的必要。控股股东的意思通过股东会机制成为公司的意思,从而对小股东利益产生事实上的支配力,因而有观点认为控股股东应对小股东,如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一般负有信义义务。本文通过检视封闭公司治理的本质特征、美国相应审判实践与信义义务理论,剖析不同情形下控股股东行为的审查标准,主张控股股东在行使管理权力时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对小股东负有善意与公平交易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认定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应实现结果的实质平等。控股股东对小股东负有信义义务的主张,忽略公司法中股东权利的实质和公司的实体地位,反而可能有损公司制度的大厦、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受托人的特殊义务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受托人应当承担的特殊义务是分散投资义务、谨慎投资义务和确保最低收益率实现义务,第一项义务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被分别投资于多个被投资者的每一项资产在信托财产总额中仅占较低的百分比,第二项义务应当以<美国统一谨慎投资人法>的有关内容为其内容,第三项义务中最低收益率的确定应当以略高于通货膨胀率再加上适当的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基本思路.这三项义务可以通过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具有格式合同性质的信托合同中设定相关条文的途径赋予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的受托人.     

论宪法上国家义务的序列与范围——以劳动权为例的规范分析

宪法权利所对应的义务通常是隐含的,但其对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义务主体问题,三种不同视角的分析有着不同的答案,但规范分析的方法认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应当是国家.国家义务存在着不同的序列,二分法、义务层次理论以及德国基本权功能体系理论三种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相互对应和转换关系,但其中的义务层次理论更能清晰地揭示我国宪法上国家义务的序列.就劳动权而言,我国宪法的"概括性保障条款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规范形式为确定国家义务的内容与范围提供了规范基础.     

论我国灾难救助信托受托人的遵从捐赠者意愿义务

我国灾难救助信托受托人负有的遵从捐赠者意愿义务是一项具有信托义务与合同义务双重性质的民事义务,该受托人对这一义务的严格履行是确保我国中央政府有关目标实现与促成我国民间对赈灾慈善事业踊跃捐赠出现的重要条件。这一义务对该受托人的要求包括:在这种信托运作过程中按照捐赠文件规定运用赈灾捐赠财产并根据需要向灾民发放这种财产,在这种信托终止时优先按照捐赠者意愿来处理这种财产剩余部分。该受托人违反这一义务依我国信托法与合同法均应当承担恢复赈灾捐赠财产原状责任与赔偿赈灾捐赠财产损失责任,依后面一部法律在信托合同被解除情形下其还应当承担向捐赠者返还赈灾捐赠财产责任与赔偿捐赠者因其返还不能所生损失责任。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是为了解决国际商事交易中,因经济环境异常变动所造成合同履行结果对一方显失公平而设计的旨在平衡、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关系中的具体运用.该制度在大陆法系被称为"情事(势)变更原则"或"情势变迁原则",而我国立法上尚处于空白,因此,它对我国合同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