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时问中的生命体验——王维的时间意识论

时间意识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存在的体验。王维对于时间的感知，超越了中国人在时间问题上恐惧和忧患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出时间的无常性、时间的无时间性和时间的瞬息永恒性。其参破时间而抗拒时间的方式是：归去，不还，闭关。王维消融于山水，自失于时间，进入澄明而无限的时间流，进入生命存在的绝对自由的空间，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即成为其把握当下感性生活的诗意存在状态的直观。     

浅析王维山水诗中的“无我”之意境

王维山水诗的最大特点在于把对禅和生命的理解化入对山水的观照之中。诗人抛弃了自我意识达到了一种“无我”的状态，真正地让山水有了自在的生命力，又不着痕迹地把禅的精神融入他的山水诗中，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作者试图从王维山水诗所体现的“无我”意境，探索解读王维诗中生命与山水合而为一的“禅”的境界。     

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

以现代定义观，王维是个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者。王维淡泊生活、适意自然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这使他在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念与和乐内容：而这种生态观所生成的生态智慧，使王维最佳状态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优层次，深入到造化的核心，体感到自然山水的真谛神理，也使他成为最具“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的幸福的人。王维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其诗以物各自然的生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表现了无限自由的天地精神，无论从哲学还是审美的角度，都达到了澄明空灵的一派天道自然的生态形质，堪称中国文学中生态文学的范型。     

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

文章以王维诗歌中的"青山"和"空山"意象为切入口,去探索挖掘王维的诗境及其本质."青山,,代表了王维的生活家园,他于其中追求着一种任心任运的自由境界;"空山"进而代指其精神家园,是诗人对禅悦的向往、体验,即其生命存在的自由解脱在宗教意识领域里的一种延伸.二者之间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最终指向诗人对生命精神的不懈追求.     

王维“闲适”的生命精神与诗歌旨趣

“闲”是王维诗意存在的外在形式,更是他人性深处的精神表征,是其身心一无挂碍的绝对自由的表征。王维往往以全身远祸的机智,以摆脱物累心役的超然,积极顺乎自然而寻求当下精神自由的享受,以自由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功业之“重”,把庄子的美学境界变成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这种以庄、禅为心灵本体的生命精神,这种以“闲”的方式享受当下的愉悦闲心,一旦遭遇山水外物时,其观照中之山水则常常被其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亮,是物皆著“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所赋予的福祉的超逸。     

王维诗歌的空白美探究

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歌洋溢着大量的空白美。空白,并非空洞乏味,亦非苍白无力,它是一种让美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得以无限延续和展开的结构机制。王维诗歌的语言风格、炼材与诗体决定了空白的产生,而空白美又贯穿了王维诗歌的意境、情感与佛理,它的存在,让诗歌不再只是写在纸上的平面文字,而是富有了灵气。     

释道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释道交融共同作用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 ,使其呈现出一种空灵含蓄、平和悠远的情趣。在意象选择方面 ,由于释道交融的影响 ,王维善于选择秋、云、水、莲等意象入诗。释道交融使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具有情趣美、含蓄美、静态美、绘画美等特点。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审美透视

唐代诗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独特的意境美。本文通过审美透视,指出其意境的三个特点:冲淡幽美的画境、物我一体的化境、生命历程的悟境,并结合具体作品及王维的人生际遇加以细致分析。     

王维山水田园诗审美创造的心理动机

探索王维从事山水田园诗审美创造的心理动机,指出谋求心理的平衡、渴求生命的永恒和寻觅心灵的归依,是他创作的心理动机。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我国诗史上重要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一生创作了百多首山水田园诗。这些诗的创作时期,从他入仕前的十几岁直至六十三岁去世。而这四十多年中,王维的生活经历、政治遭遇和他的思想变化是异常曲折的,这虽未必促使其山水田园诗艺术风格基调产生变化,但在其风格主流之外,还是诞生了不少新面貌的诗篇,形成了一个主峰突出、群     

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

鲁迅与扬州学派有着或显或隐的渊源关系.鲁迅的金石学研究,得益于王念孙的音韵训古;鲁迅轻儒重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启于汪中,或与汪相契合;鲁迅研究古小说,与焦循的戏剧理论相关联;而阮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他的金石著录,他的文学观点,都曾为鲁迅所关注,在鲁迅的思想与著述中留有印痕.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论王僧孺的悲美诗风

王僧孺是梁朝宫体诗人,他生活在梁朝盛世,但他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悲伤的情调,这跟他的身世有关。王氏家族在西晋时经王朗与王肃的努力而跻身一流士族之列,但到王僧孺时却沦落成寒门家族,这是他的诗作有悲伤情调的重要原因。王僧孺在创作中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这种效果,一是炼字,二是选取黄昏、日暮、月亮、夜晚等带有忧伤情调的意象来抒情写志。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冕墨梅图及其题诗的审美内涵

王冕（约1287-1359）,是元代后期杰出的诗人和画家。他的墨梅图堪称精品,图上所题梅花诗与之交相辉映,共同体现了作者作为儒者心怀天下的精神。王冕追求梅树的自然之美,一百余首梅花诗,作为诗人言志抒情的主要载体,在审美境界上,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嬗变中的王蒙的创作观

理想主义一直贯穿于王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学创作中,但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文化的转型,王蒙的创作观也发生了改变,以承认“存在就是合理的”为基础,追求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在他的创作观中,加入了经验主义的内容,且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