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自1957年卡尔·多伊奇首次定义"安全共同体",到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对我们理解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东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成果,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运行逻辑对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用。而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系统的转变尤其是"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更具演化性、系统性的分析范式。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出发,讨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可行性,为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哲学诠释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是,"真正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却没有明确的论述,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概念,就成为正确地诠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共同体概念意涵着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异化共同体。无论是资本主义共同体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两种共同体都受着必然性的支配,都是人类社会的此岸性的存在。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观,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伦理解读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伦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体的发展史是人类道德生活的进步史;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更是伦理共同体;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体的伦理价值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反思和应对现代性问题以及当代人追求和理解自由,从哲学上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伦理启示。     

交互建构：共同体视角下广西农村水利的文化性研究

农村地区水利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变迁。从水利共同体研究理论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用水困境能够通过水利共同体的建构得到消解,而传统社会中宗教、宗族等村落传统文化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体意识往往是构建农村水利社区的必要条件,并且水利、宗族、宗教等多重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建构的关系。     

理解权利:一种和谐共同体生活视角的政治哲学理解

权利不仅仅涉及个体利益的实现,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和道德内涵。理解权利需要突破个人本位主义从共同体视角进行政治哲学分析,权利观念是在共同体生活互动所孕育的事实认知和规范确立之间的张力中生成的,这在西方权利观念的演变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突破狭隘的个体本位思维,从积极他者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权利的共同体视角,也才能更好地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冲突。要在权力虚无主义批判中,进行积极的权利共在状态构思。唯有立足于充分的社会交往以致力于和谐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构建,才能真正地实现权利。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依据对普遍性探寻的不同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共同体的理解可以划分为治理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天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等不同类型。就治理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治理型秩序，以齐同意识认识“性与天道”;就自然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一致的普遍性，立足于自然之道建立起总体性解释世界的模式；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就道德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以建构普遍的道德形上学本体为路径，论辩道德本体及其运行之道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凸显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马克思“和谐共同体”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含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论资源。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理想观的理论观念。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变。真正的共同体集中体现了追寻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境界之“和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就在于其哲学思维所采用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马克思的“和谐共同体”思想就是立足于它的哲学思维,在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形成的集合体。和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相关,并成为引导当今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参照和价值路标指引,这一问题理应得到重视。     

财产权、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张力——马克思所有制思想与西方近代财产权理论的比较

西方近代主要财产权理论都折射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紧张.通过梳理它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不仅是近代契约财产权理论的继承,而且是在政治共同体视角下的理论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按劳分配以及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等都反映了马克思力图克服个人占有式的劳动财产权和个人之间契约式财产权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紧张.它袁达了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追求.     

重建中国穆斯林智识（intellectual）共同体：中国内地穆斯林社群社会问题省思

当代中国内地穆斯林社群主要面临两类社会问题,即：（1）因穆斯林社群内部缺乏有效的整合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生活与信仰的断裂、信仰传承困难、人的原子化、道德秩序混乱或解体、教派冲突等。（2）因穆斯林社群与主流社会间缺乏有效的智识性交流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如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社群的隔膜、与族际关系的紧张等。解决当代内地穆斯林社群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对内的整合与对外的有效交流。而实现此一目的的关键,在于穆斯林社群活跃的智识活动的展开,在于穆斯林智识共同体的形成或重建。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民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传播与“共同体想象”——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探析

本文从托克维尔对美国传播媒介的观察出发,探究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分析传播怎样塑造了“社会”;二是探究传播应该怎样塑造“社会”.不过托克维尔对传播塑造美国“社会”的分析,其实质是对“共同体化”的分析.在他的视野中,传播塑造了新的“共同体”.他也寄希望于传播构建“理想的共同体”,维护他所珍视的自由.以此出发,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和李普曼、杜威、凯瑞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并给传播学的研究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人民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重要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与国际新秩序新机制的迫切需要与殷切期盼。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具有主体性地位,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从国际现实来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质上是对人民利益需求的全方面回应,符合时代潮流。不断凝聚人民的利益共识、构建人民利益共同体、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也就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此,从人民视角出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及其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共同体的生产与创造的两种路径——哈特、奈格里和朗西埃的政治共同体理论之比较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朗西埃、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虽然有诸多差异,但是当他们批判资本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等级和权力结构时,他们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体理解为批判财产共和国而形成的大同世界,朗西埃将共同体理解为基于平等而展开争议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在侧重点和角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一般智能和智力平等的角度出发理解共同性,认为共同体是对共在结构的重新安排;必须打破资本和权力的统治,破除等级制和各种区隔,实现共同体的不断生产和创造,从而形成更好地彰显人的自我本性和生命特质的共在和共享的真正共同体。他们的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批判虚幻共同体和追求真实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共同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但他们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仅停留于对共同性的份额的争夺和平等的感性分配,无法为真实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现实的道路。     

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够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视角审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分配正义、维护合作对话机制,避免秩序转型时期的冲突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作为复杂系统的共同体:生成逻辑、疏离风险与长期治理

当前,从全球性倡议到国家治理的导向,再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理念和手段,“共同体”一词已被广泛采用。然而,如何从倡议到落地并实现可持续优化,是当前共同体理论和建设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复杂系统视角,我们可以将共同体看作人类社会系统的一种形态,进而分析其生成的逻辑、存在的风险和治理的策略。共同体不仅具有网络一般性结构特征,而且其中主体的丰富性对于系统的演化尤为重要,脱离主体丰富性则会自发产生网络疏离风险,进而导致系统的衰败甚至消解。要实现共同体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健康进化,需要公共部门在系统层面进行长期治理,围绕差异性开展共同体治理工作,包括促进社会学习制造差异,以降低交互成本;实施边界工作保护差异,以提升连接多样性;通过秩序构建协调差异,以实现系统效应。     

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承载着其一生的奋斗理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经宣判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历史过程。从人的生存状况为出发,马克思批判以往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并没有实现普遍自由,而经过否定之否定更高形式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形式,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通过不断实践地改变和创新历史条件,实现的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重温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对新时代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智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面向世界百年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