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与陶渊明的<饮酒>诗相比,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更具世俗色彩.这是由白居易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特定的时代促成的.对于白居易本人来说,从<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前期生活及创作的痕迹,也可以预见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轨迹.对于时代来说,<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反映了时代文化趣尚转变的痕迹.     

论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是白居易退居渭上为母丁忧期间模仿陶渊明淡远风韵而写的一组组诗。诗人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达了与陶渊明不同的孤独、忧愁以及对人生命运的看法。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以下４个内容：１．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白居易的初恋悲剧和论述了该悲剧是白居易写成《长恨歌》的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２．肯定了《长恨歌》是写李杨爱情，并肯定了李杨在史实上存在深厚感情；３．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和杨国忠“终成其乱”，与李杨相爱无直接关系；４．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是持相反立场。历来以《长恨歌传》作为研究《长恨歌》的主要依据，必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红楼梦》的“情文化”与曹雪芹创作心理分析

"情"是<红楼梦>的中心和灵魂,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情文化".从曹雪芹对人生世态炎凉的体验、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对往日情怀的追忆三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特征与作者"大旨谈情"的关系.     

《红楼梦》的“情文化”与曹雪芹创作心理分析

"情"是《红楼梦》的中心和灵魂,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情文化"。从曹雪芹对人生世态炎凉的体验、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对往日情怀的追忆三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特征与作者"大旨谈情"的关系。     

白居易与音乐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世人所称颂。他的诗平易通俗,有不少作品尖锐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音乐爱好者,音乐对他的作品、思想、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本文就诗人对音乐的强烈喜爱、对音乐的欣赏能力以及对音乐的关注重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白居易“效陶诗”心路历程溯源

白居易晚年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提出中隐理论并以“似出复似处”的中隐模式庸俗地生活着。他消极的人生观表现为乐天知命、退守自持的儒家思想、老庄“知足止辱”、佛家色空观的杂糅。他晚年的效陶诗,究其精神实质来说并非积极意义上的学陶。陶渊明诗歌的“无我之境”和他伟大的人格是白居易效陶诗欲学而不能的。     

白居易闲适诗原论

白居易元和十年自编诗集的原生态闲适诗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闲适诗以阐发道家思想为主,体现白居易对传统士大夫超脱世俗、修身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它们继承陶渊明诗的文思高玄和韦应物诗的高雅清闲,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并加之以平易浅显,成为其四类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邵雍和白居易——兼论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对白居易的接受

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洛阳的日常闲居生活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如出一辙,具体表现为对“闲”的自得和对“乐”的倡扬,共同拥有在“中”的状态中求得知足的心态。与洛阳的这种闲乐状态相对应,邵雍诗中不仅反复表达“乐”的主题,而且还积极摹仿白诗平易流畅的美学风格、别具一格的诗歌手法、通俗化倾向等方面,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归洛后的诗歌极为肖似。由于邵雍在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中身份的特殊性,他这些接受白居易的表现也具有了某些特别的意味。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白居易诗歌俗语词考释

利用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方法,对白居易诗歌中"婢妾鱼"、"当头"、"蓝尾酒"、"流例"、"生菜"、"限剂"、"鸭头绿"、"得力"、"断送"、"得事"、"回灯"、"开素"、"拈酒"、"向道"、"省向"、"下口"、"占断"、"不惯"、"采成卢"、"耳冷"、"非意"、"温暾"、"无藉在"、"眼冷"、"一向"、"应是"、"意似"这27个既不同于先秦两汉、又不同于现代汉语、且未为前人所发或前人释义未能尽确的"名物类"、"行为动作类"及"情貌类"的俗语词进行考释。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现代休闲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渗透着古代休闲观念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休闲思想,白居易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总结了唐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体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闲适诗中包蕴的现代休闲思想如体悟大自然、＂无所执＂的平常心、生活的情趣,其中表现出来的物我一体、返朴归真、宁静和谐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实际是白居易的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快乐哲学,对今天的人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琵琶行》创作心态论

文章探讨了白居易创作《琵琶行》时的复杂的心态,即孤独、委顺和思乡。作者认为孤独,是白居易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拒斥,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委顺,就是委时顺命,顺其自然,是对于贬谪生活的主动应对。思乡,是对于故乡的热爱和向往,是对于精神家园的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