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论现代经济与社会伦理的契合

近期在中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道德失范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力图阐明经济活动内在地包含道德尺度,经济行为需要道德自觉,因而经济主体在谋求现实利益的同时应当更加自觉地担当道德责任,从而在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契合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     

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蕴意

本文从道德主体所"能"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系出发,认为"自由与发展"的价值旨在体现道德主体把"应当存在"变成"实际存在"的能动性,此乃隐喻着主体在伦理教化方面的主动性.由此认为,道德教育一方面担当开启人的潜能和能力的功能;另一方面旨在丰富公民的个性和社会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要求社会制度立足于对主体允许行动的一种分析及其倾向于鼓励主体行为方式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确保了自由制度所依赖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同时也确保了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性规定.     

任道与任情共生——审美现代性视域下泰州学派的"身""道"两难

在明代"身"与"道"崩裂的时代难题下,泰州学派标举知行合一、践履儒家道统、突出士人之"身"的自觉反思意识,在"身""道"互动中重塑士人主体的审美感知经验——自任于道的担当意识、恃道持道的自尊自信以及觉民行道的极致乐感.而越是自觉地践履儒家审美理想的"身""道"一贯性,则"身""道"两难带来的风险累积越盛,"任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害身""杀身".在对"任道"后果无法回避的自觉体认中,泰州学派反向强化了"爱身""保身"的私性自主意识,从而加速了任情纵欲等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促成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独特的双重指征:任道与任情共生.     

"后单位时代"组织伦理的实证调查与对策研究

单位制度转型造成了单位组织伦理道德的变化.调查发现,当代中国单位组织的伦理道德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尴尬"的伦理样态、"悖论"的道德特征、"漂移"的责任主体.研究表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和转换的关键期,应当充分重视单位组织的伦理建设.单位组织伦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其真正成为道德责任的主体,具体可通过确立组织伦理理念、高扬组织伦理精神、创建组织伦理场域、构建组织伦理制度来实现.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康德关于先验方法确立道德原则合理性的确证

康德主张采用先验方法来确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德原则就是使意志成为善良所必须具备的最终条件--意志由道德规律所决定,善良意志就表现为自觉地选择和主动地服从道德规律的行为即"出于责任"的行为.如果道德规律是先天的,道德原则就必须先天地确立.康德通过道德规律的普遍性阐明道德规律概念及其表现--责任概念具有先天性,以此说明在理性中寻找道德规律的必要性;康德又通过自由概念证明了理性中存在道德规律、通过把伦理学划分为经验部分和先天部分来说明能够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道德规律,以此说明先天地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康德以先验的方法确立道德原则虽然有局限性,但这种方法使道德可能成为艰难曲折中的人类实现人是目的本身的文化资源.     

道德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道德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通过在道德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对于时代使命和教化责任的自觉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浓缩整个社会道德理想、反映全国人民共同心声的价值理念,是当代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精髓和标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重视并充分发挥道德自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文化自觉,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仁民而爱物"的现代启示

在儒家"仁民而爱物"的古老思想中,蕴涵着与现代生态伦理相契合的合理因素."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要求人们把万物当成自己的同类甚至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来爱护,强调人对自然万物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作者认为,科学的态度辅之以儒家式的道德意识和生命情怀,应该是现代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最合理的态度.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道德人格生成逻辑探析

道德人格以道德知识、道德素养、道德形态为介质,依次经历外部强制、主体认同、自觉实践三个阶段,并实现道德知识向道德素养的内化,道德素养向道德行为的内化以及由道德品质到道德人格的提升,才能最终生成.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现代社会的道德定位:责任自觉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退,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现代人所处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解决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能是实现责任伦理的自觉.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责任伦理的自觉更具有现实意义.     

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的"新人"意识及其文化意义

经来华传教士的中介,<圣经>及天主教神学所蕴涵的"新存在和新天人关系"使明末清初的入教儒士产生了一种"新人"的身份意识.他们自觉地在道德实践领域认同这一身份,并从"天主"处寻求做"新人"的终极本原,使个人之生命世界发生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转向".但是,这一转向并非简单的、单纯的身份转变,而是同时使得入教儒士陷入了深刻而痛苦的两难身份境地.在这两难之中,既有难以化解的精神冲突,也产生了"和解"中西文化的独特形态.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企业道德建设的人本诉求——基于"富士康连跳事件"的反思

"富士康连跳事件"暴露了企业管理伦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企业人本道德责任缺失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商业文明的到来,人本道德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企业价值取向.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承担人本道德责任,积极实施人本管理.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培育企业的人本道德责任,不仅需要政策法规、社会舆论、教育引导等外部调控机制,也需要通过企业人本道德建设形成内在约束力.     

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序列分析

基于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指向和作用方式,可以将政府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分为消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和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三类.政府在具体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存在着某种"词典式"的优先秩序:消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首先应做到不能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践踏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次应满足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和社会良好的道德秩序,在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最后,在满足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道德共同体,改进社会道德秩序,培养个人德性,提升个人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