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增订本)》若干问题的商榷

胡裕树同志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是一本颇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文科教科书。这本书内容丰富,理论性强,特别是语法部分有很多独到之处,赢得了许多师生和自学者的好评。在赞叹之余,我们觉得该书有些问题的阐述还不够准确,有的问题的阐述尚欠科学,现提出来与胡裕树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同行们。     

真理包含着谬误吗?——与纪树立同志商榷

纪树立同志发表在《复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上的文章《科学史:真理与谬误》,内容丰富,读了很受启发,但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愿提出来与纪树立同志商榷。认识等于真理吗? 纪树立同志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科学真理中会包含谬误吗?回答是:不但会包含,而且一定包含。”其根据是恩格斯下面一句话:“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     

再谈三大发现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答韩振峰同志

韩振峰同志对我们的《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吗》汤文提出商榷,我们十分欢迎,因为这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但是,对韩振峰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何时产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哲学界的一贯看法,也是我们所持的观点。但韩振峰同志认     

司马光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与顾全芳同志商榷

近来读了顾全芳同志:《评王安石变法》一文后,感到其中不乏有正确之见,但也有不敢苟同之处。例如:在北宋中期变法与反变法的运动中,司马光到底应属哪一派,是属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顽固派?对于这个问题,顾文清楚不过地把司马光亦列入改革派之中。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现愿在纪念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之际,与顾全芳同志对这一问题,共同进行探讨。有不当之处,亦望读者指正。     

也谈金圣叹的文学典型观

周来祥同志的《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一文(以下简称《比较》),是运用比较文学的原理,研究东、西方古典美学理论异同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抓住西方是再现型文艺,我国主要是表现型文艺这一特征来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很精确独到的。但是,文中也有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就金圣叹的文学典型观,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不揣谫陋,就正于周来祥同志。     

试论“主体性”问题

主体性问题在哲学界至今意见纷争,其中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将主体性归结为主观性便是其中之一。有些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又出现了简单化、抽象化的倾向。为此,本文也对主体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主体性是主体的根本属性。要确定主体性首先就要确定主体是什么?有些同志如李德顺     

也论“假象及其对认识的作用”——与陈仲成同志商榷

陈仲成同志的《假象及其对认识的作用》一文,对假象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有一定的见解。但对文中有的观点,笔者未敢苟同,特提出商榷,并就教于理论界的同志。1 陈文的第一部分引了艾思奇、李达、孔阶平等同志关于假象的部分论述,得出“有两点值得商榷:一、究竟什么是假象?它的科学定义应该怎样表述?二、假象是不是本质所固有的,它表现不表现本质?”陈仲成同志认为,第一个问题在以上同志的诸作中,没有给人满意的回答。所以,他给假象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假象就是本质的否定的本性的表现,它是反映本质的否定方面的一种形式。”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其所持的两个论据本身就不能成立。论据一:由于事物的本质由内部矛盾决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谈“狂人”形象

拜读了关辰同志《对“狂人”形象的再探索》(《四平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很受教益,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学习。但是,对有些问题,特别是对“狂人”这一形象的认识,我不敢苟同。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点看法,与关辰同志商榷,并就正于其他同志。     

从“城市雏形”谈起——与杜瑜同志商榷

杜瑜同志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论述城市的起源时,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论点,认为,城市的早期形态只是个“城市雏形”,到了国家产生以后,城中有了“政治”,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杜同志认为,这种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 对此我感到很有可商榷之处。尤其,说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之说,我的看法是不同的。     

主观目的不是实践的要素——再与江崇国同志商榷

江崇国同志在《实践的目的要素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①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主观目的是实践的基本要素之一的观点,并对我的《主观目的是实践的要素吗?》②一文中对他的这一观点的质疑作了答复。我认为江崇国同志的进一步论证及答复有不少问题是值得商榷的,现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再发表我的看法。     

改良、洋务及其它——与罗澍伟同志商榷

读了罗澍伟同志的大作《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很受启发。同时,也有几点不同意见,特提出商榷。 一、“改良主义”是否“改良”的“两面性”之一 罗文认为,“改良具有两面性,而改良主义则以对抗革命为目的,是‘改良’的保守、反动方面,或向保守、反动方向的发展。”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不能否定马克思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理论——与王立亭同志商榷

王立亭同志在《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上,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理论准确吗?》为题撰文(以下简称王文),提出“价值和价值规律并不存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价值规律,只有价格规律。实质上,王文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理论。他的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1)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着价值范畴。(2)价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本文就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常识性问题与王立亭同志商榷。     

傅国通同志著《现代汉语语音》出版

我校中文系讲师傅国通同志所著的《现代汉语语音》一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有自己特色的著述.全书共十章,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汉语语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     

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试论质和本质各自规定的差别性

质和本质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但在传统的论述中,却往往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我认为,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商榷的。艾思奇同志曾说过:“本质和质在某一方面具有同一的意义,但本质又是较为广泛而深刻的范畴。”(《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第258页)显然,艾思奇同志已注意到了质和本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区别。那末,究竟怎样具体地认识和把握这种区别呢?本文试图就此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也谈汉与乌孙联姻结盟——兼与杨育坤教授商榷

杨育坤同志: 从《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上,读到大作《张骞在汉与乌孙联姻结盟中的历史作用》,使我想到一些问题。我不是学历史的,由于偶然的原因,曾经接触了一下这段历史。有些看法,十分肤浅。读了大作,很想和你商榷,向你请教。 现在人们常说,新疆从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领土的一部分。古到什么时候呢?一般     

指南针是汉代发明的吗?

关于指南针和指南车的历史,曾经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最近刘洪涛同志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指南针是汉代发明,汉以前的指南车是在车上立表杆靠测日影而指南的”。笔者对刘洪涛同志的这些结论和论据有不同看法,特撰此文与刘洪涛同志和其他同志商榷。一、汉代发明了指南针吗? 刘洪涛同志认为“指南针是汉代发明”的,这就是把文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     

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     

现代汉语教材中的方位词问题——从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谈起

《现代汉语》教材中都有方位词论述。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方位词论述的特点是：定位准确,次类划分细密,例词数量多。不过,该教材的方位词论述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中的方位词是如何划分出来的,＂往×＂、＂之×＂、＂以×＂是不是方位词,方位词跟处所词的关系,方位词组跟偏正词组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性和阶级性——与胡绳生、袁杏珠同志商榷

《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王磊同志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接着在第六期上发表了胡绳生、袁杏珠二同志合写的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文章《也谈人性和阶级性》(以下简称《也谈人性》),读后令人振奋。人性问题,本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它同时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可是,近十几年,人们除了一味地把人性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人们不得不象躲避瘟疫一样来躲开它,即使愿意思考问题的人们,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正因为如此,所以重新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弄清问题的目的,这里我打算把自己对胡、袁二同志的《也谈人性》一文的不同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学术界和读者。因为《也谈人性》一文是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所以我也将对王磊同志的某些观点作简单地评述。